老社员关海林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老社员关海林
本报记者　方青
高坎村兴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会计关忠禄，用了半天的时间，向我介绍了他的家庭情况。
他们住两大间起脊的草房，外屋作饭，并放些零碎家具。里屋作卧室，南北两铺炕，各放一张短腿炕桌。正面一张迎门桌，后面靠着墙是一排坐柜。家长关海林（会计的父亲），是一位身材高大的老人，乍一看那满脸皱纹，就像有六十开外的高龄，等他下了炕，再一看，腰板挺的那么直，腿脚那么俐洒，又好像还在壮年。他在农业生产合作社赶车，入冬以来，天天赶车进城，不是送粮就是拉粪，今天又是天黑才到家，坐在热炕上，吃了一顿饱饭，赶走了一天的寒冷和疲劳，带着劳动后的愉快和兴奋来迎接客人。
“活了五十七岁，赶了四十年大车，坑坑洼洼，好长的夜呵！多亏解放，靠毛主席指点，才走上了这条互助合作的光明大道。”
从这里谈到他的家庭生活时，关忠禄找出一张“分配通知单”来，这是社里发给他们的。三人参加社里的劳动（除他父子俩以外，女儿素珍也参加社的劳动），共得六百二十五个劳动日，每一个劳动日应分四十四斤标准粮，全家劳动收入的总数是两万七千五百斤粮。土地入股应得地租一千五百二十斤，车马投资应得利息一千二百二十四斤，全家收入总数是三万零二百四十四斤粮食。如果拿这个数让全家十二口人来分，那么每人净得两千五百二十斤粮食。
这个数目字带来了什么呢？关海林说：“仓房里满满登登都是粮食，今年共买四百五十尺布，连夏衣布都买好了；趁着冬天闲着，把单衣都做好，农忙时就一心搞生产。我今年新买了狐狸皮帽子，老羊皮大氅，脚上的‘靰鞡’（一种牛皮作的鞋，里面絮‘靰鞡草’，冬天站在雪地里也不冷）也是新的，出门的这一套挺齐全。姑娘、媳妇，除了新旧两套棉衣，每人格外做一件蓝地黄花的夹袄，一 色一样；就连学生们穿的胶皮鞋，也都是一个牌子的，出来进去整整齐齐。”
一说到“学生们”，老关的眼睛就落到北炕上去——二姑娘、三姑娘、三儿子正围着一张炕桌复习功课。他们都是完全小学的学生。关海林说：“还有个二儿子在沈阳第九中学念书。我就是吃了不识字的亏，孩子们一个也不让耽误，都念几年书，为他们的将来……”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的眼睛落在老婆的怀里去了。他的老婆也已经满脸皱纹了，可是今年又生了个儿子——这是她生的第十一个孩子——正抱在怀里喂代乳粉。本来，老两口子去年已经得了孙女，今年又添了儿子，两个新生命的诞生，不仅给两位老人，而是给全家带来了新的欢乐。
解放前，关海林给地主赶车的时候，每逢冬天，就到长白山赶着“爬犁”拉木头。为的拉着轻快，爬犁都是顺着河在冰上走；可是，不管多么冷的天，冰窟窿还是往上冒水，他的鞋冻成了冰疙瘩，棉裤冻成了直筒子，还得赶着爬犁使劲走。三更半夜，赶到个大车店里，还得时时刻刻惦记着喂马，刚过了半夜，棉裤还没有烤干，又该起身了。他给地主扛了三十多年活，没有睡过一宿囫囵觉。天天都是穿着原身衣服，在炕上一滚，打一个盹儿，就算是睡了觉。
一九四六年，蒋匪军来了，老关连扛活的路也堵死了。粮食都叫匪军抢走，穷人们都靠菜团子过日子。天天吃野菜，一点粮食也没有，心里着急，肚里发酸，老关生了一场“黄病”，就连眼珠子也发黄，好几个月不能起炕。大儿子关忠禄叫蒋匪军抓去当兵，家里再没有干活的人了，第四个儿子和第五个儿子就是这么饿死的；那时大的六岁，小的四岁，埋了一个又一个，直到现在想起来还心酸。正在这样紧急关头，一声炮响，毛主席的队伍来了，当时就发放救济粮，这才救活老关的一家。不久，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斗争了地主，分到了二十三亩六分地，一间半房，一匹马；从这时起，他们开始摆脱了贫困。
一九四九年春，关海林已经恢复了健康，就听说共产党号召组织起来，插犋换工；刘长亮（现在社里的管理委员）跟他说：“这是毛主席给咱们的车马土地，咱们可得在一块儿，齐心干。”于是，他们成立了插犋组。第二年又把插犋组改成了正式互助组，到一九五一年，就成立了常年互助组。这三年，老关真是头一回种自己的地，打多少粮食，都扛到自己家里，老关从心里高兴。
一九五二年，村里的张罗创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时老关可有些顾虑了。第一、他不光自己劳动好，两个儿子也都能干活，在互助组，年年打的粮食吃穿有余；入了社，有的劳动力少，有的劳动力弱，均勾在一起，就怕打不了这么多粮食。第二、他的马肚子里还带着驹，四个月以后就能下个活蹦欢跳的小马驹，马入了社，不就白搭了吗？并且，这匹马曾经受过凉，有时肚子痛，老关照顾得好，一发现犯了病，就用麻袋把它的肚子裹上，它要卧下，就先在地上铺点干草；若是到了社里，人多手杂，谁给经心照管呢？这时，刘长亮就跟他解释“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原则。马带驹入社，可以提高马价，喂马也有专人经管。老关听了，马的事倒很满意，两句话就听明白了；就是这个“按劳取酬”，刘长亮讲了半天，他还是不大相信。心想：亲兄弟还闹分家呢，五、六十户杂姓人在一起，少不了也得吵架拌嘴，谁能保证个个都公平合理？这时候，左边一个女儿，是青年团员，天天跟他讲合作社的好处，讲怎么才能做到“按劳取酬”；右边是一个儿子，合作社里决定请他当会计，当然不愿意把他爹抛在社外，也天天跟他说。后来老关也想到了前几年的互助组，对这些事处理得也很公平，才把马牵到社里来。那时已经开始送粪，他赶车，一天评八分工，别人跟车，一天评七分工；他暗暗点头。到夏天，规定一天?十二亩地，算十二分工，他呢？犁扶的稳，马走的匀，一天?了十四亩，就给他记了十四分工；他也说：“公平。”到秋后结账，十分工算一个劳动日，每一个劳动日分二十七斤半粮食，他家的纯收入是一万三千七百斤粮食，他一算，超过前一年在互助组的收入一千一百斤。他这才开始尝到了“按劳取酬”的味道。他心里想：从十五岁起，就给地主扛活，多少年来，出的是牛马般的劳动，得到的是挨饿受冻，这就是报酬！自己赶着车走过多少路啊，长白山上，鸭绿江边，走到哪里，也没有听说这么公道的事。想到这里，他暗自后悔入社太慢了。晚间，全家坐在炕上闲谈的时候，老关意味深长地说：“再别错主意了，一定要听共产党的话。哪里指，哪里走；走到哪，跟到哪。一步也别煞后。”
到一九五三年，老关更进一步体会到“按劳取酬”的好处。那是因为社员赵文生的地被水淹了，十三亩半河套地，总共才打了一千斤瘪粮食。如果是单干，如何养得起一家六口人？实际呢，这一年赵文生家三人参加社里的劳动，共得五百五十三个劳动日，地还能照旧得租；这样一算，全家共得两万六千斤粮食。因此把欠人家好几年的牛犋钱也还了，今年还准备给儿子娶媳妇。这就是因为劳动的多，收入就多，一家的地淹了，大家给补助。另外，老关也把赵忠良看到眼里：两年以来，社员们跟他说过多少次，希望他参加社，他倚仗只有两口人，上没老人，下没孩子，俐手俐脚，干啥都行，因此没入社。可是他没想到去年地叫水冲光了，两口子急得抱着头哭；今年社员们还没有来得及跟他说，他就先提出要求入社了。
去年夏天雨多，社员们紧忙了一个半月，才把地锄过来。正想喘一口气，眼看小麦也黄了，马铃薯也熟了，收割庄稼倒没有什么困难；要紧的是把麦地和马铃薯地翻一犁，赶快种下槎秋菜，这就困难了。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技术指导站的拖拉机来了，这才解决了这个难题。拖拉机在村边翻地，老关一有工夫就去看；这是一种小型拖拉机，能带两个大铧子，翻半尺多深。驾驶员说：这台拖拉机的力量，能顶他二十五匹大黄骡子。“能顶二十五匹……”老关越想越兴奋。到晚上做梦，又梦见拖拉机翻地，还听见拖拉机突突地响，直到把他的梦惊醒。再一听，还在突突地响，这时他才想起来，白天驾驶员说过：拖拉机夜间也能翻地。于是，他自言自语地说着：“咱们还在炕上睡觉，拖拉机就把地翻过来了。”另一台拖拉机帮助打小麦，一天半就打完了六十六亩的小麦；后来又用机器起马铃薯，一天起五、六万斤。这才把社里的劳动力抽出来，种了八十亩地的秋菜，给社内增加了一亿余万元的收入，折合标准粉二十三万三千八百斤。正因为这样，一九五三年每个劳动日的收入才提高到四十四斤粮，老关家比一九五二年又多做了二百二十个劳动日，因此，他家的收入又在一九五二年基础上提高了一倍多。
“多亏拖拉机帮忙。”从这以后，他慢慢想着：“还是机器的力量大，怪不得何站长说是靠机器解放体力劳动。”可是，怎么才能有更多的机器呢？全村进行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后，他心里才透亮了——农民要参加互助合作，提高产量，帮助国家建设。国家工业发展了，才能造更多的农业机器，更加提高农产品。这个事想通了以后，他身上又增加了一种新的力量。社里一开会号召把余粮卖给国家，他就报名卖三千五百斤。
近来社员们家家户户都在议论着：“生产资料归社，完全按劳取酬。”“再提高一步！”老关家的儿女们还耽心两位老人不同意呢；其实，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芒，照亮了每一个角落，照亮了每个人的心，关海林说：“我从心里乐意再提高一步。不光是跟着走，还要走到前面去；再不能像入社的时候了，这一回一定要先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