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二战答客问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
专栏：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纪念二战答客问
萧乾
萧乾先生是我国著名作家、翻译家和新闻工作者。１９１０年生于北京。１９３９年９月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大公报》驻英国特派员，此后又专任随军记者。萧乾先生在欧洲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过程，是当时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反法西斯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后，他曾随美国第７军踏访莱茵战线，此后又采访了美国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会议和纽伦堡审判，并采访了盟军占领下的德国，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通讯。萧乾先生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一、您是曾从头到尾经历了欧洲二战的记者吗？
是的。整个经过，我已经写在一篇题为《一个中国记者在二次欧战中的足迹》一文中了（见３月２１日的上海《文汇报》）。我是１９３９年９月去的英国，１９４６年６月回的上海。１９４０年和１９４４年两次伦敦大轰炸我都在场。头５年，我曾兼《大公报》驻英特派员。１９４４年我就全职任随军记者了，跟随盟军由法国挺进莱茵河，后来又采访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战后采访了波茨坦会议、纽伦堡审判，并且踏访了盟军占领下的德国。
二、二次欧战是怎样开始的？
二战的前奏，就是慕尼黑协定——英国当时的首相张伯伦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出卖。３０年代后期，希特勒就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段开始了他的侵略。当然，是他的同谋墨索里尼先在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动的手，那是１９３５年。看到侵略者居然得了逞，于是，１９３８年希特勒就首先吞并了奥地利，接着，又向捷克斯洛伐克扑来。英国首相、绥靖主义的头子张伯伦看到形势不妙，就去慕尼黑同希特勒签了个协定，牺牲了捷克斯洛伐克，希望能以苟安自保。希特勒拿到了那个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协定时曾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的领土要求了！”张伯伦也恬不知耻地举着那可耻的协定站在唐宁街前对英国人说：“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可是转年那协定墨迹未干，希特勒就又向波兰扑来。９月，纳粹轰炸华沙的第二天，英法才迫不得已对德宣战。
三、对欧战正式爆发前的那段历史，您怎么看？
很显然，一个国家绝不可以成为另一个国家（往往是大国）手里的筹码。事实上，１９３８年捷克斯洛伐克就没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却交给了老奸巨猾的张伯伦。在３年内，先后遭到纳粹侵略的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３个小国之间也不曾有过任何联合，以致让纳粹各个击破。
我认为，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必须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不可听任大国摆布。另外，处于同样命运的小国，要紧紧团结起来，切不可让侵略者一口一口地吞下，各个击破。
四、当时英、法是强国，又有美国和苏联为后盾，怎么就遏制不了一个纳粹德国？
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先要查查纳粹的扩军史。一次大战后，凡尔赛和约本来规定，德国在海陆空方面都不许发展。１９３２年，德国全年总共才生产３９架飞机。可是３年后（１９３５年），就猛增到３１８３架！希特勒把凡尔赛和约对它在军备上的限制全打破了。他为什么能得逞？因为希特勒那时天天嚷着要当反苏的急先锋，而对苏联既恨又怕的英、法以及美国，以为正可以借希特勒之刀来扼杀苏联。于是，对希特勒的扩军不但不加以制止，还暗中加以鼓励。他们万也没想到希特勒等翅膀硬了，却首先扑向西方。这是自食其果！
五、那么您认为二次欧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对。不但我这么认为，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他那大部头的《二战回忆录》里，也认为那原是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战争。但我不同意他的论断。他说是由于英国“太诚实”、“太忠厚”，以致战争最后变为不可避免。我认为，是由于当时欧洲大国领导人都只想着自身的眼前利益（直到１９４０年纳粹占了西欧，兵临城下，英国还有不少人——包括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和军火生产大臣比沃布鲁克——从保住大英帝国出发，想与纳粹媾和），根本没从全局考虑，小小的纳粹就是这样一下子成为巨患的。
六、您对所经历的两次伦敦大轰炸有些什么感想？
所谓两次，第一次是１９４０年冬天，当时还没有发明火箭与导弹，德国每晚派来成千架次飞机（有轰炸机，也有战斗机）飞临伦敦上空。白天由于英国依靠雷达用喷火式战斗机在英吉利海峡截击，伦敦上空又布满气球阵，纳粹轻易不敢来。可是１９４２年，导弹（当时叫无人驾驶飞机）的袭击不但数量更大，而且日夜不停。希特勒称火箭和导弹为甲乙秘密武器。英国之所以能战胜两度空袭，一是靠自己的战斗力；二是由于伦敦的地铁为民众提供了最好的防空设施；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靠的是民众素日养成的良好纪律；在空袭躲警报时，市民仍保持镇定和秩序。我记得，只有一回，在地铁入口处由于秩序乱了，一个人栽倒，后边就全堆了起来。结果没人被炸死，却因拥挤，许多人压在底下窒息而死。所以每次见到北京人挤公共汽车的那种争先恐后的劲头儿，我就想，万一打起仗来，这可怎么得了！
那时我往重庆《大公报》写通讯（已收入我的《人生采访》），就曾特别强调伦敦市民在轰炸中的举止，希望我们自己的人民在患难中也能保持良好秩序。其实，大轰炸时我写的十几篇通讯，写的是英国，心里想的却是国内。这可以说是我所有通讯的写作动机及倾向。
七、您是怎样采访战时德国的？
我一共去了３趟德国。第一次是跟美军第７军由法国西部向莱茵河挺进。当时，纳粹已成了强弩之末。我是坐在美国人开的运黄色炸药的卡车由法国南锡进入德境的。当时，我们车队共５０多辆，我就坐在装炸药的木箱上。倘若纳粹飞机炸中一辆，那整个车队就全完了。然而当时碧蓝的天空不见一架纳粹飞机，因为希特勒迷信他的秘密武器。战争后期，他倾全力去发展导弹、火箭，没有足够的飞机来阻挡盟军的前进。
第二次去德国，是在我从美国联合国成立大会赶回英国采访大选，然后又飞往德国去采访波茨坦会议和刚解放的柏林。
第三次是去踏访战后的德国，特别去看看占领区。当时还以为日本战败后，中国也会去参加占领工作。另外，我还去纽伦堡采访了战犯审讯，当时我也以为日本战败后，中国也将参加审讯战犯呢。
八、戈林等那些纳粹大头目受审时，您在场吗？
没有。当时，《大公报》中只有我这么个记者在外边闯，我不能陷在一个地方，盯住一个方面。战犯审讯先后用了将近１年时间，我只采访了一些预审场面及低级战犯的审讯，但我采访了审讯的整个布局。
九、内容如何？
美英与苏联最初除了审讯地点（苏联主张在他们占领下的柏林举行，但最后还是选择了纽伦堡）之外，更大的分歧是准不准许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战犯自我辩护。照苏联的意见，既然已经确定为战犯，就枪毙或绞死了事。
但多数盟国认为，必须恪守法律程序，应当准许被告做充分的自我辩护，并且还要为他们分别聘请经他们本人同意的律师。自然，同时也要充分调查他们所犯的罪行，在法庭上充分提出人证物证，迫使他们无可抵赖。
战犯最后分别被判了刑：有上绞刑架的，也有坐牢的。但５０年间，至今没有一个需要平反或改正的。我由此懂得对战犯的审判必须恪守法律程序，多费点时间并给被告以充分自我辩护的机会是值得的。因为那样既对历史负了责，又使审讯真正起到了教育群众的作用，而不是反作用。
十、您对采访波茨坦会议有什么感想？
二战期间，几乎不断在开大国巨头会议。当时为调整战略，协调盟军之间的关系，这种会议是必要的。然而这种大国会议往往有个极恶劣的倾向，即背着有关国家对战后世界做出种种不尽合理（但有利于大国）的安排。例如，法国在欧洲是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可是，多次巨头会议商谈战后欧洲事务时，法国（由于它当时实力弱）却被排除在外。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还对雅尔塔会议特别反感。１９４５年２月在雅尔塔会议上（中国自然也未能参加），与会国竟然背着中国作出有损于中国的决定。中国抗战八年并不图占有什么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但无论如何也不应反而要丧权失地。这是强权政治的露骨表现。
我希望，今后联合国或任何国际组织都应明确做出这样一条规定：不论多么大的国家都不许背着有关的国家（不论多么弱小）做出涉及那个国家领土主权和利益的任何决定。
十一、日本有舆论认为二战中是他们解放了东南亚，你对此怎么看？
这是十足的强盗逻辑。如果是那样，岂不可以说是希特勒解放了阿尔及尔和大半个黑非洲了吗？这只能说，历史有它自己的规律，并不由侵略者的意志所左右。无论希特勒还是东条英机，他们想要干的都是奴役，而历史的规律则正相反。
所以我们对战争的态度是：一反对，二不怕。（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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