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深的怀念难忘的教诲——忆周总理的亲切关怀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深深的怀念难忘的教诲
——忆周总理的亲切关怀
张越男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１９个年头了。往日周总理爽朗的笑声，仿佛仍在我耳边回响；总理的谆谆教导，常常在我的胸中激荡。
第一次见周总理
我第一次和周总理见面，是５０年代初。
那时我刚刚从朝鲜前线调到总政文工团，战争的硝烟在我身上还留着深深的痕迹，黑红红的面庞，圆乎乎的头上扎两根小辫子，用同志们的话说，“土里土气的”，是个极普通的合唱队员。一天，周总理来到排练场，他老人家一进门，排练场马上就活跃起来，很多老同志都拥到总理身边，请总理跳舞，当时我是第一次见总理，心里还真有点害怕，总是躲在后边。总理先后和几个人跳，一会儿换一个同志，还不断地询问：“还有谁没跳啊？”我见大家都那么毫无拘束争先恐后地和总理跳，就鼓足了勇气说还有我，总理笑着说：“快来啊！”跳时，我的心怦怦跳，手直冒汗，生怕踩了总理的脚，总理大概发现我很紧张，就一边跳一边和我聊天，问我多大了，什么时候参军，什么地方人，叫什么名字，我一一作了回答。当总理听到我叫张越男时，朗朗地笑着说：“嗬，好厉害，要越过男同志。”我告诉总理：“因为旧社会重男轻女，我父母是知识分子，为了反封建，就给我姐姐取名叫超男，我叫越男，要是总理觉得这名字不好，我可以把男字改为困难的难，音同字不同，意义也不错……”我竟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早把刚才的紧张忘光了。总理说：“嗯！名字很好，有纪念意义，不用改。”从此，我对总理再也没有生疏和紧张的情绪了，以后，总理一次就记住了我，还经常向其他首长和同志介绍我。
总理要我们搞民族化
为了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总政歌舞团成立了民间歌舞队，由陈其通、时乐濛同志具体领导。我调到了民歌演唱组。经过紧张的学习、排练，不到半年时间，我们编排出一台晚会，请周总理来审查，总理给予了充分肯定，让我们去经受观众的考验。这时正赶上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在北京召开，我参加了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演出，没想到观众是那么喜欢我的节目，在河北梆子《大登殿》演唱进行中，两次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演出后不久，总理在排练场接见了我们。总理很兴奋，鼓励大家继续搞下去，又把我叫到身边说：“很好，你有无决心搞一辈子自己民族的东西？”“我有决心，也有信心。”总理满意地点点头亲切地说：“要刻苦学习，广泛吸收，谦虚谨慎，听专家的，也要听工农兵的。”他详细询问了我河北梆子跟谁学的；和原来旧段子有哪些不同。在总理的关怀支持下，我的独唱经常在北京参加接待外宾的大型演出。每次总理陪外宾观看演出都高兴地带头鼓掌。后来知道，河北梆子《大登殿》的演出也得到了外国专家的好评，如原苏联指挥专家杜马舍夫曾和中央乐团同志们说：“你们整天说意大利发声法，总政歌舞团女高音张越男就是典型的意大利发声法，你们可以去听听。”领导、专家、群众的一致好评，使我深深感到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英明。我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充满无穷的魅力，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是每个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总理支持，不是因为我个人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因为总理鼓励我们走民族化的道路。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遇到什么困难或个人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我都会想起总理的关怀和教诲，它成为我不断前进的动力。
总理看我团演歌剧
１９５７年，我们排练了歌剧《两个女红军》，我在剧中扮演女主角顾梅英。总理在百忙中看了演出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如最后顾梅英要处理为发动群众去取得革命的胜利，不要靠装神弄鬼去和敌人斗争，就是总理提出来的。
为了迎接国庆１０周年，我调到歌剧团排练演出了大型歌剧《柯山红日》。这个戏主要反映西藏少数反动上层人物，在敌特煽动下搞叛乱，我军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广大西藏人民群众，和西藏多数拥护党的上层人士一起，平息了叛乱，解救了人民群众。当时国际上一伙反动派利用西藏事件，掀起了反华大合唱，总理看过戏后高兴地说“北京有《柯山红日》和《文成公主》两台戏，我在国际上就好说话了。”他还多次陪外宾观看演出，对剧本提出许多改进意见。总理说：“黄英（解放军医生，由我扮演）最好不要死，她一死，最后欢度胜利，人民群众都欢快不起来了嘛！让她负伤好不好？”总理以商讨的口吻与作者谈，“第五幕剧情很紧张。藏族姑娘卡玛与未婚夫的大段爱情戏应删减，因为这时观众心急如火，敌人已经叛乱了，观众关心的是赶快给解放军送信，顾不及听他们谈情说爱。”剧作者接受了总理的意见。事实证明总理的意见是正确的，这些意见充分体现了观众的心理要求，是合乎艺术规律的。
１９６３年总理看过我团演出的《夺印》后指示：“要拆音墙，想办法使观众能听清演员的唱词。”当时全团同志连夜落实总理的指示，把乐队从乐池搬到舞台左侧，又请总理来看戏。休息时，总理走上舞台，问乐队有什么困难，搞舞美的同志换景有什么问题，演员有什么不方便，等等。大家如实地向总理做了汇报，对出现的新矛盾，主动积极地去克服，总理很满意。记得当时陪同总理一起来看演出的，还有肖华主任，他的通讯员是江南人，我团场记也坐在总理身后，不时把提出的问题记下来，总理一边看戏，一边征求身边同志的意见，问通讯员听清词了没有？音乐好听不？演出结束后，总理走上台一一和大家握手。当走到我身边时，总理一边握手一边说：“你的唱词还不够清楚，胡素芳的曲调（胡由我扮演）不如东才妻的曲子顺耳。”我愉快地接受了总理的批评，决心在演唱上下更大的功夫。记得他老人家在观看我们话剧团演出时曾说：“你们要目中无人，心中有人。重视舞台，藐视舞台。”这些话看起来都是对表演艺术讲的，实际上反映了敬爱的周总理鲜明的群众观点，总理心中装着亿万群众，时时处处站在一个群众的角度来观察、审视、处理问题。
到总理家做客
《柯山红日》的演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总理很高兴。当时总理要到缅甸访问，临行前，他特意委托邓大姐要把《柯》剧的编导、团的领导及主要演员请到总理家做客。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一辆大轿车把我们接到了中南海总理家，邓大姐像慈祥的妈妈告诉我们：“总理看《柯》剧后回到家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拉着我的手在屋子里跳了起来，并嘱我一定把大家请到家，用自己的薪金请大家吃顿饭。”在亲切气氛中邓大姐还一一问我们几个主要演员多大年纪了；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当听说我１２岁参军时，邓大姐点点头说：“你们都很年轻，是我们党自己培养起来的。”邓大姐一边说一边给大家添菜。家宴很丰富。她说：“你们一定要吃好，不然，我就没法向总理交待了。”当时和我们一起吃饭的还有阳翰笙同志以及金山、孙维世夫妇和他们的小女儿兰兰。邓大姐的款待使我们像回到自己家一样愉快、放松、坦然、舒畅。正在这时，工作人员告诉大姐：“总理从缅甸来电话了。”邓大姐起身去接电话，很快回来高兴地向我们宣布：这是总理外出报平安的。总理参加了泼水节，身上虽泼了点水，但没感冒；上次去缅甸也是参加泼水节，只带了一双鞋，鞋湿了，没的换，只好向大使馆同志借了一双穿，这次让他多带了一双。”当同志们问到总理健康时，邓大姐说：“都很好，就是工作忙，接待外宾多，宴会多，有时谈话时间长，出进不方便经常憋尿，膀胱有点毛病。”从邓大姐这一侧面介绍难以想象忙于国内外大事的总理，接待了多少外宾、访问了多少国家，我们无法统计。我们只知道这次，他老人家为世界和平、祖国富强、人民安宁，付出了多少心血，多少风险，而邓大姐心中惦记着总理又有多少个不眠之夜啊！
饭后，邓大姐领我们在院中散步，一出门就叮嘱我们几个演员：“把围巾围好，要保护好嗓子，别着凉。”望着邓大姐关切的目光，我们赶紧将围巾围好。院中有一棵海棠树已开花了，游泳池因年久失修里边没有水，邓大姐边走边说：“这所房子是我和总理住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其次就是延安了。这里经过几个朝代，工作人员几次提出要修一下游泳池，总理就是不批。总理还让我告诉你们‘要写井冈山，它是毛主席亲自创建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在全世界是有影响的。’”当时陈其通同志就表示一定写（不久总政话剧团就排练演出了《井冈山颂》）。
下午３点钟，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总理家，几十年过去了，总理和邓大姐先后都离开了我们，但总理和邓大姐对文艺工作者的关怀，永远深深铭刻在我们心中。
总理让我唱毛主席诗词
总理最喜欢听毛主席诗词，一次我团去中南海执行任务，在舞会中，毛主席、刘少奇主席、朱总司令都来了，总理特别高兴，就对我说：“张越男唱首主席诗词吧！”当时我没准备，就说：“没乐队行吗？”总理说：“那就清唱吧！”这时在场的竹笛演奏家刘森听到后，就用一支竹笛给我伴奏。我们俩就这样合作演唱了《蝶恋花》。毛主席安详地坐在躺椅上静静地听着，一边吸烟，一边轻轻地用手在椅背上打着拍子，沉思着……演唱完了，毛主席还轻轻地鼓掌。总理对演唱也很满意。
后来在国庆晚会中，总理提出，要把人民胜利的喜悦充分展示出来，最后一音情绪要饱满、渐强。根据总理指示精神，后来我就改了。事后我征求刘主席意见，刘主席说：“毛主席诗词还是好理解的，他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总理则进一步鼓励我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对主席诗词的理解。这是我第一次直接面对这么多中央首长唱歌，这一幸福时刻，将永远珍藏在我心中。
在总理关怀下的《东方红》大歌舞
１９６３年我国遇到了特大洪水，我团以此为背景创作了大型歌剧《缚住苍龙》。一天总理见到我问：“张越男，干什么呢？”我说：“排一个歌剧叫《缚住苍龙》，剧本还在修改。”又过了一段时间，总理又问“缚住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总理点点头说：“那就去参加大歌舞吧！”很快我和张海伦同志就接到西苑饭店《东方红》大歌舞办公室报到通知。当时的导演团成员听了我演唱后立即决定我到排练场参加排练，导演是北影孙静同志，她拉着我的手对大家说：“这是周总理给我们推荐来的张越男同志，她和李光羲同志担任《松花江》的领唱，让我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我深深向同志们鞠了一躬，表示感谢，心情激动得一句话也没说出来。从此，我带着总理的信任和期待，在同志们支持下，用心声、用生命的激愤如泣如诉地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东方红》大歌舞是在总理亲自领导关怀下产生的。它是一部史诗性的、形象生动的党史教材。这一工作由首都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３０００多人参加。我永远忘不了总理一口气为全体演职员工做了将近七个多小时报告，讲党的“三大法宝”，没讲一点自己。最后离开讲台时，他嗓子干了，走路也有点趔趄。
当时总理已是６０多岁的老人了，他老人家忘我的工作，苦口婆心的教导，使同志们深受教育和鼓舞，加深了对自己工作的认识。《东方红》的演出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反响，在将近一年的演出中，没出任何事故。同志们是那么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地工作。还记得，当时担任独唱的演员都是各单位的主要演员，唱好自己的歌就没事了，但舞蹈队和表演唱的同志，一个人要演几个角色，脱掉这套衣服，马上换下一场衣服，几乎人人需赶场，于是我们这些独唱演员就主动担负起叠衣服的任务，叠的样式大小都不一样，上衣、下衣、帽子、腰带、鞋，都要求放得整齐、统一，演员只要按顺序穿都不会错。我们一叠衣服就是一晚上，大家彼此支持合作。几千人的后台非常安静，只听到舞台监督用报话机调动队伍的声音。前台合唱队和乐队同志，一站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能动，为了保证当晚演出，他们白天不敢多喝水，这是多么难得的敬业精神啊！有几次外宾向总理提出要参观后台，总理要求大家，演完后５分钟必须全部撤离舞台，后台一人不能留，同志们照总理指示办了。外宾到后台非常惊奇，几千人怎么一下都不见了，上万件衣服，那么多道具，像小山似的布景，按场次摆放得整整齐齐，有条不紊；每个房间、每条走廊打扫得干干净净。外宾非常赞赏，总理很满意，同志们听后也从心里高兴，应该说这是在总理领导下创造的奇迹。
逆境中备感总理亲
在十年浩劫中，我和文艺界其他同志一样，也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运动一开始，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而来，什么修正主义黑苗子、黑尖子、文艺界资产阶级路线的吹鼓手、黑党员……面对这一切，我迷惘、困惑，但有一点心里很清楚，我不是黑党员，我１２岁参军，在革命部队里长大，是党培养起来的，为什么说我是黑党员。当时正赶上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红卫兵，因为我是“三名三高”，不但不让参加业务活动，就连接待红卫兵的资格也没有，更别说参加群众组织了。有一天，总理连夜接见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让大家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并批评了打砸抢行为。就在这次接见中，总理又问到了我，虽然有些头头千方百计封锁总理谈话，总理的亲切关怀，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传给了我。听到总理对我亲切温暖的关怀，我哭了，哭得很伤心，很委屈，就像迷路的孩子找到亲人一样，激动不已。
我不禁又想起１９６３年元旦，总理把在京１３位女高音邀到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每人唱一首歌，并亲自把喉科专家徐萨祥教授请来与我们同桌共餐，然后对我们说：“你们谁有病，就去找徐教授。”总理与我们全体同志的合影是用自己的工资洗了照片寄给我们大家的，至今仍在我们每人书桌上摆放着。我们深深怀念那幸福难忘的时刻。总理对文艺工作者无微不至的关心、教导，永远鼓舞我们为党的革命文艺事业奋斗不息。我们这些当年尚年轻的演员，如今全已逾花甲、古稀之年了，但我们仍一如既往地战斗在文艺岗位上。当时的文工团，不只进了军管小组，还进了工宣队。在黄、吴、叶、李、邱的把持下，大批老同志调离北京，我被派到托儿所当阿姨。那时，人心惶惶，随时准备接受军管组或工宣队的人谈话，总政文工团面临解散的危机……就在这关键时刻，总理挽救了我们。那是在一次国宴后，总理把当时在大会堂当服务员的我团家属小张叫过去问：“总政文工团干什么呢？”小张坦诚地对总理说：“军宣队和工宣队天天找人谈话，有大批老同志被调走，包括‘三八’式老同志在内，谈话后限三天离开北京，不少老同志天天流着泪到车站去送人……”总理一听非常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不知道，总政文工团不是斗、批、改单位，很多老同志都是艺术骨干，不能随便调走。”随后说出一大串老同志的名字，其中有我、寇家伦、张文明、徐有光、苏盛兰、左哈拉等等，总理明确提出这些同志不能走。小张回到家把这一消息传给了文工团，当时我们正集中办学习班，同志们听后热泪盈眶，激动万分。军管组乱了手脚，这才把总政文工团和部分老同志保留下来。
１９７３年，我团在人大会堂演出，招待外宾。演出结束我们正准备从东门乘车，忽听身后总理的声音：“前边是总政文工团的队伍吗？”大家回头一看，是多年不见的总理，都停住了脚步，拥过去把总理团团围住。总理没见到我，就问：“张越男来了吗？”我挤到总理面前，又兴奋、又激动，握着总理的手，百感交加，竟说不出一句话。总理问我们来干什么，他说他刚开完一个会，没能看演出。他问到左哈拉多大时，左哈拉说：“老了。”总理双手在胸前一抱仰面笑了，那笑声还是那么亲切：“三四十岁算什么老嘛！”一句话引得大家都笑了。总理这次指示我们：“两个团（指歌剧团、歌舞团），可以联合演出，要一专多能，不要分工太细。”团领导对总理指示连夜进行了研究落实。此后，多年来我们两个团经常协作演出。在军内外产生很大影响。不管是顺利时，还是在逆境中，正是因为有总理的关怀，我们这个军队的文艺队伍，始终坚守在党的文艺阵地上。
总理最后一次听我唱歌
为纪念红军长征４０周年，驻京部队各文艺单位在北展剧场举行了联合演出。总理秘书打来电话说：“总理今晚要通过电视直播观看这场演出。”大家非常高兴，但同时也增加了几分忧虑：是不是总理身体有些不舒服？否则他老人家一定会到现场来的。听到大家议论，我的心情也有些沉重，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认认真真地工作。这场晚会除了战友歌舞团重排的《长征组歌》，还有一部分新创作品。
使我格外激动的是我今晚要唱《井冈山颂》。十几年前邓大姐就转告了总理指示：“要写‘井冈山’，这是毛主席创建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这些话我没有忘，唱“井冈山”成为我多年的心愿，如今能完成总理的嘱托能不高兴吗？所以尽管这首歌从拿到曲谱到与乐队合成排练演出，时间很短，但我有一颗如饥似渴的追求之心，很快就达到了演出水平。总理虽然没坐在观众席上，但他老人家在屏幕前，我心中默默祝愿着，祝愿总理早日康复。可是万没想到这是总理最后一次看我们演出。
最后一次见总理
１９７５年四届人大召开了，总理与“四人帮”的斗争，我当时并不了解。只见当宣布周总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时，会场上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总理几次向大家致意，掌声越鼓越热烈，总理不得已用双手向同志们示意安静，掌声才慢慢平息下来。在主席团会议上，我见到了总理，他老人家和代表们一一握手，当与我握手时，我见总理消瘦了许多，虽然还是那么亲切、随和，但仍掩盖不住身体的虚弱和疲惫。我一阵心酸，眼泪夺眶而出，林丽韫同志在旁说：“这是张越男。”总理微笑着对我说：“我们早就认识了。”我哽咽着说了一句：“总理您要多保重。”总理点点头就把视线移到了其他代表身上，哪知总理当时已重病在身，更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总理。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总理真的丢下我们走了，噩耗传来，我们禁不住放声大哭，我们的心碎了，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到什么叫心疼，真觉得天塌了，憋闷得喘不过气来，在向总理遗体告别时，我晕倒了。当我醒来时是在北京医院的急救室里，我团卫生所长邢金素告诉我说，总理的灵车很快就要走了，她扶我急忙向医院大门口走去。我俩上了一辆大轿车，上面挤满了总理曾抚养过的烈士子弟，个个都成了泪人，惊天动地的哭泣声装满了整个车厢。车缓缓向八宝山方向驶去，随着车声我那颤抖的心不停地在呼喊：“总理啊！您别走，您别走啊！人民需要您。人民离不开您啊！”可总理还是走了……不！总理没有走！总理在我们心中永远活着，在千百万人民心中永远活着，总理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将永远激励我们为党的文艺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