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韩国学者的观点：审慎对待儒学——《儒学与现代化》小介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化)
专栏：书香一缕

　　一位韩国学者的观点：
审慎对待儒学
——《儒学与现代化》小介
１９９５年春，一位韩国学者４０万字的《儒学与现代化》一书以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唤起儒学发轫地中国学者的浓厚兴趣。
实际上，这是一部旧作，它的作者是韩国现任驻华大使黄秉泰先生。早在７０年代后期，曾经攻读经济学并在韩国政府经济部任职的黄先生就读于哈佛大学。此间，年届不惑的黄秉泰恍然意识到文化传统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独立作用。于是１９７６年—１９７８年，这位哈佛大学公共管理学硕士毅然到加州大学转攻政治学，这部《儒学与现代化》便是他的博士论文。
近代以来，关于儒学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传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一直是萦绕于许多学者心头的重要问题，近年来更旋风式地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值得称道的是，黄秉泰先生早在十几年前已经对此有所研究，并且从历史的角度，采取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儒学进行了阐发性的说明，这在学术界还不多见。
东亚传统文化是否适应现代化工业经济的秩序？新的西方文化能够满足现代化的文化需求吗？儒学思想与现代化的哪一个环节可以共存？《儒学与现代化》一书在历史的比较，中、韩、日三国儒学文化异同及其历史命运的比较，儒学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不同视角的跨学科比较四个层面上，以学者兼政治家的眼光，从区域乃至全球的广阔视野，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儒学在中、韩、日东亚三国嬗变、互动的全景。
作者认为，由于儒家思想很早以来就被移植到异国的日本和韩国，因而从那时以后，它就不再是中国独家的财富，而是经过发展和传播成为中国、日本、韩国的国家学说。作为一种传统主义的文化，这三个国家的儒学都未能产生导向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和取向，而当西方现代文化的浪潮波及这三个国家时，首先受到挑战的这三国儒家文化却以不同的方式作出了反应。直到本世纪初，中国仍在感情上依恋、思想上信奉儒家传统的绝对真理与权威，因而未能有效地迎接西方的挑战。只是通过共产主义革命，中国才得以抛弃儒学的传统主义包袱，并迈上现代化工业国家的道路。而日本的儒家文化却并未妨碍这个国家有效地处理政治危机，它通过改变自身而积极适应了时代的变革。韩国儒学比中国儒学更无适应能力，它是那么深深地迷恋于传统学说和思想的符咒，以至于在国家从现实主义的冰冷阵雨中觉醒之前已经被日本吞并了。这些新颖独到的见解受到了张岱年等中国教授的称赞。
黄秉泰先生追述了中日韩三国在同一儒学传统下之所以会对现代化挑战产生迥然不同的反应和命运的原因。他指出，儒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并且具有时代性，“儒学的传统主义和有机整体主义违背、妨碍现代化所需的民族主义、科学运动、功利主义和民主政治等条件的产生”。因而在黄秉泰的眼里，儒学如同潘多拉的魔盒不能轻易打开，他借此提出，在今天，中国或其他东亚国家的现代化更需要的依然是科学、民主和法治、文化的理性主义。
在时下“儒学复兴论”的热潮中，黄秉泰先生有关儒学与现代化关系的论断或许显得有些冰冷，但黄秉泰确实将这些见解表述得言之有据。因此虽然《儒学与现代化》一书中仍有一些观点值得商榷，但在日前举行的学术座谈会上，大多数学者认为，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刚刚出版的这部著作，为中国学术界研究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视点。（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