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夜行人路不迷 [复制链接]

第6版(书评)
专栏：书与人

　　长夜行人路不迷
荒煤
这是我去冬患病后拜读的第一部作品——袁鹰同志所写的《长夜行人·于伶传》。
我衷心感谢在散文家袁鹰的笔下充满激情地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位“长夜行人”，还着重刻画了那个时代的个性和心态。这种为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历经艰辛，披荆斩棘，开拓道路，度过了多少漫漫长夜的“长夜行人”还有几位？！
从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３０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伟大旗手的左翼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现在已经整整过去近６５个年头了。在这几十年中，我们不仅输送了大批文艺工作者到延安、到各个抗日根据地去，我们还在大后方广交朋友，广泛团结文化界的名流，积极发现和培育新人，经过不断的斗争和实践，终于形成了一支坚强战斗的、可信赖、可爱的戏剧电影队伍。在新中国建立后，这支队伍又成了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奠基人和骨干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正如夏衍同志１９９１年冬就鼓励《于伶传》的写作并写下序言中所讲的：
“今天的戏剧电影工作者，有多少人知道田汉、河莫、于伶、宋之的、司徒慧敏、应云卫、赵铭彝、陈鲤庭、石凌鹤、王尘无、陈白尘……（其中一半以上已先后作古）的战绩呢？……何来我们的今天？我们在开拓新的路程走向未来时，怎能忘记或者不了解前人的脚印呢？”
而今，夏衍同志也终于和我们长别了，他的《懒寻旧梦录》续篇未能完成，也终于使我们遗憾地不能看到他实事求是地自我审视、深刻反思建国以来饱经坎坷的经历了。尽管根据夏衍的著作和经历，已经有人或者还有人会写成《夏衍传》，可是缺少夏衍自己的反思，终究是一个无法弥补的痛心的遗憾。
从这一点来讲，袁鹰所写的《长夜行人·于伶传》就有一个可喜的际遇。于伶尽管年近九旬，记忆却还清晰，他又是一位诗人，几十年来以至在９年监狱生活中还留下了不少宝贵的心迹。更可喜的，潘汉年２７年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虽然“文革”一场浩劫之中，即令林彪、江青一伙极尽其能事妄图以３０年代到６０年代的“一条反革命文艺黑线”的罪名，把左翼文艺运动、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艺活动以至建国以来的文艺活动一律加以抹杀，恨不得把这些人物全都置于死地，但他们却终于把自己送上审判台！
可以这样说，倘若潘汉年的冤案不能平反，于伶的历史也无法真正澄清，他的冤案也难于真正平反。《于伶传》写到于伶听到潘案平反后的种种心情，他写下感人至深的诗句，尤其是写到１９８２年，由上海市委通知，去执行党中央交办的任务，到湖南迎回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骨灰盒送到八宝山公墓安葬的这些情节和文字，不能不令我热泪盈眶！
也直到此刻，我回忆起郭沫若１９４４年２月２３日赠给于伶的那首诗，不能不感到万分感慨！诗曰：“大明英烈见传奇，长夜行人路不迷。春雨江南三七度，如花溅泪发新枝。”
这不仅是对于伶在上海“孤岛”和重庆时期几部剧作的赞扬，也是对年方３７岁风华正茂的于伶的鼓励。这首诗也许是我牵强的联想，难道不也是于伶终生的写照么？他一生为中国革命戏剧电影执著战斗的精神，创作之丰富、鞠躬尽瘁作为一个真正的幕后人，组织了许多声势浩大、震撼一时的演出，从抗战前的北平、上海到“孤岛”时期，抗战中的重庆时期，又重返解放后的上海，在戏剧电影两栖之间同时作战，难道不就是写下了一部中国戏剧电影运动富有传奇性的“英烈传”么？他受“潘杨冤案”株连冤屈达１０年之久，仍以坦荡的胸怀创作了《聂耳》、《七月流火》，不正是说明这位经过漫漫长夜考验的行人始终“路不迷”的豪情壮志么？身陷囹圄９年之后重返上海，尽管至今已是春雨江南八九度了，我却真地还期望他再“如花溅泪发新枝”哩。但愿这不是我的奢望！
我真诚地向读者推荐这本传记作品。我认为，它不仅是于伶个人的传记，实际上也是从一个侧面生动真实地描绘了中国革命戏剧与电影运动发展的一部历史，展现了许多先烈和前辈艰苦创业的作风和精神，仍然是我们今天应该学习的榜样。何况，抗战时期，建国以来，许多生动的事例，都证明：戏剧电影事业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莫不与周恩来始终如一的热情关怀和指导息息相关。这也就增加了回忆这段历史的时代感、真实感和亲切感！周恩来已经远别了我们，然而他作为一位国家领导人，对革命文艺工作者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崇高的品德，都是我们永远无法忘却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也觉得，每一位革命文艺工作者都应该来读一下这本传记。
（《长夜行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