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丰碑——追记“环保卫士”杰桑·索南达杰 [复制链接]

第5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雪山丰碑
——追记“环保卫士”杰桑·索南达杰
本报记者白剑峰
编者按：我们的国家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杰出人物，都有为党增辉、为国立功的英雄模范。今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向读者介绍“环保卫士”杰桑·索南达杰的事迹。这位藏族人民的儿子，为了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使自己的同胞过上一种和祖辈不同的生活，为了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他像牦牛一样，辛勤工作，无私奉献，直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１９９４年元月２８日，春节前夕。青藏高原下了一场无边无际的大雪。小小的治多县城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人们正在祭奠藏族英雄杰桑·索南达杰。
无数人家通宵点亮酥油灯，为他虔诚祷告。草原上，刻满经文的嘛呢石很快堆成了小山，那是藏族人民为英雄立起的丰碑。武警战士护送他的遗体前往烈士陵园，全城百姓痛哭失声，长跪不起……
那是怎样的一尊塑像啊！宽宽的前额，满脸的络腮胡子，只是一双眼睛圆睁着，冻僵的身体至死都保持着射击的姿势！
他是在可可西里的雪山下长眠的，与他对抗的是１８名盗猎匪徒，他不肯放过的是一卡车带血的藏羚羊皮……
杰桑·索南达杰，原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委副书记、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１９９４年１月为保护国家珍稀野生动物而壮烈牺牲，１９９６年５月，国家环保局和林业部追授他为“环保卫士”。
“如果保护可可西里非要死几个人的话，我就作第一个”
可可西里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蒙古语意思为“美丽的少女”。那里平均海拔为５０００米以上，９０％的土地是常年冻土层和冰川。那里不仅有大片的草场、丰富的沙金和盐湖等资源，而且还是藏羚羊、野牦牛、野驴、猞猁、白唇鹿等珍稀野生动物的天然乐园。藏族人民世世代代与这片土地唇齿相依，与野生动物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共同在这个绿色的家园中繁衍、生息。
可是，进入８０年代中期，可可西里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淘金热，采金者到处滥采滥挖，捕杀野生动物，破坏了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１０年间，野生动物数量减少了２／３。
每想到这些，索南达杰的心便在流血。有一次，他表情肃穆地对秘书扎多说：“如果保护可可西里非要死几个人的话，我就作第一个。”
１９９４年元月８日，索南达杰一行７人再次前往可可西里进行资源调查，这是他第１２次到可可西里。元月１６日上午１１时，他们正要准备返回时，隐隐听到一阵汽车的马达声。一辆汽车由远而近，上面装着近４００张藏羚羊皮。这是一个８人的盗猎团伙。
正在这时，又有一辆吉普车和一辆东风卡车迎面疾驰而来。他们赶紧鸣枪拦车，却没有拦住。索南达杰被激怒了！在追击时，他们迫不得已向逃跑的汽车轮胎开枪，但不慎将那辆满载藏羚羊皮的卡车司机马忠平的腿部打伤。这又是一个盗猎团伙，一行１２人。索南达杰出于人道主义，当晚决定派工委两名同志将受伤的马忠平和一名患肺气肿的盗猎司机送格尔木治疗。
１７日晨，盗猎分子都被押解在一辆东风卡车上启程返回。这些盗猎分子开始软下来了，求索南达杰：“请你高抬贵手，大事化小，放了我们。一切好商量，皮子可以全给你。”索南达杰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之间没有商量的余地。”
１８日，行至太阳湖西岸时，走在最后的索南达杰自己驾驶的东风卡车轮胎爆了——那是盗猎分子趁人不注意用刀扎坏的。索南达杰被迫停车维修，别的车辆继续向前。
当索南达杰的车修好赶到时，只见几辆大小车辆一字排开，车灯齐亮。
“可能出事了。”索南达杰感到不妙。他随即停车，拔出随身携带的五四式手枪下了车。这时，从后面上来一个人将他死死抱定。他还没回过神，枪声已响成一片，子弹呼啸而来。突然，一颗子弹击穿他的臀部，动脉血管被打断，鲜血染红了身下的土地。倒在血泊中，他还在还击。在太阳湖碧蓝的湖湾里，在圣洁的雪山下，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太年轻了，才４０岁。
“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有一种和祖辈不同的生活方式”
２０多年前，索南达杰在青海民族学院读书。因为成绩优秀，不少单位要留他，他拒绝了，他说什么也要回生他养他的故乡治多县。他对老师说：“我们这个民族，只有到了我们这一代才有人识字了，应该有一种和祖辈不同的生活方式，我要让藏民们过上好日子。”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一场罕见的暴风雪从天而降。在治多县，受灾最重的是索加乡，全乡２６万头牲畜中有２２万头冻饿倒毙在雪中。这场灭顶之灾给了后来任索加乡党委书记的索南达杰极大的刺激。改革开放给牧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然而，仅仅一夜之间，一切都成了泡影，传统的生产方式如此脆弱！
索南达杰骑着枣红马，忧郁地在草原上盘桓。再来一场暴风雪怎么办？光靠养牛养羊能把索加带上现代化的路吗？民族兴旺，必须要有新观念！
１９８７年春的一天，一群省地质队的人来敲门。索南达杰眼前一亮，赶紧把索加最好的房子腾出来，让地质队住进去。第二天一大早，索南达杰就拉着地质队往外走。问去哪儿，他说去找矿，还说索加这个地方要发展光靠牧业不行，一定要进行畜产品加工，要开采矿产，开发水利资源。于是，地质队在索加工作了两个夏季。索加有６条水系汇入通天河，水利资源极为丰富。那天，他和地质队员一起考察了布曲的水文情况，找到了理想的修电站的坝址。回到乡里，他兴奋无比，特意找来两瓶白酒庆贺……
此后，索南达杰又将目光投向了可可西里。他多次向州里打报告，要求负责西部的保护和开发工作，他说这是治多县经济发展的希望。在西部工委成立后短短的一年半时间里，他先后１２次进入可可西里腹地，进行实地勘察，总共有３５４天在那里度过，行程达６万公里。他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文字和图片资料，仅提供给州、县领导的调查报告就有６篇，其中《保护开发利用可可西里资源的总体规划》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得到了有关领导的重视。
刚开始，西部工委没有任何装备，第一次进可可西里，是徒步进去的。背着炒面、水和地图，一路走一路往图上标矿点的位置。后来有了一辆吉普车，为了节约经费，索南达杰便自己当了兼职司机。在坎坷不平、冰雪沼泽覆盖的无人区里，连续开上几天几夜的车，就是铁打的汉子也支持不住。每当他腰酸腿痛得实在忍不住时，就让人找一块有棱有角的大石块，夹在车座靠背和自己的腰背之间。他说，这样舒服一些。
“在藏族人民面前，我就是一头牦牛”
远处的雪峰在阳光下如同一座座圣殿，一群黑色的牦牛疾驰而过。牧民们忘不了索南达杰，因为他说过：“在藏族人民面前，我就是一头牦牛。”
１９８７年，索南达杰任索加乡党委书记。当时，雪灾之后差不多一半的牧民生活无着落，他落泪了。他说：“如果不让索加的父老乡亲们过上像样的日子，我愧为索加的儿子，愧为共产党员。”当年冬天，他带领几名乡干部，冒着零下４０摄氏度的严寒，实地勘测索加至沱沱河的冬季运输线，经过７天７夜，他们一步步量完和确定了１４０多公里的路程，垒起了路线标记，开通了这条维系索加乡生产和生活的生命线。从此，索加再也不缺过冬的粮食，索加的牲畜头数也开始回升，仅两年时间就增加了４万只。
有一年春天，下了一场大雪，很多牧户失去联系。他心里惦记着那些困难户和五保户老人，总担心他们缺粮少燃料。于是，他就用自己的马驮上煤油和干粮，一步步在没膝的雪中艰难跋涉去看望乡亲。一次看不完，就去两次，两次看不完，就去三次、四次……直到把他们都安排妥了。当他最后走进同在草原帐篷里忍饥挨冻的父母身边时，手上竟再也拿不出一两煤油、一两炒面。
原玉树州委书记史国枢讲起了这样一件事：“１９９２年３月，我从治多县城去索加乡下乡。头天晚上，我让索南达杰次日和我同坐丰田越野车，他答应了。可第二天一早，他又说，不和我同坐小车了，他要坐大卡车。我一愣，因为对一个乡干部来说，能和州委书记坐一辆车是很荣幸的事，他为什么不干呢？他说，还有两车粮食得赶紧运上去，这是消冻前的最后时刻，坐大车先走，抓紧了还能再跑一趟，拉一车就顶１００头牛驮运１０个月。”
治多县公安局干部陈杰谈起索南达杰时说：“你无法想象牧民在他心中有多重。有一年冬天，他送蔬菜到索加乡，我们看到他还带了一些冻柿子，觉得奇怪。他却说，乡里人从来没吃过新鲜水果，要让他们尝一尝，别的水果怕冻，柿子不怕。”
索南达杰匆匆地走了。他的生命化作了一片青青的牧草，一片绿色的希望。他是草原的儿子，本该归于草原，归于自然。他去了，可他那雕塑般的姿势却像雪山一样深深印在各族人民的心中。只要想起那殷红的血迹，人们就不会放弃保护绿色家园的梦……（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