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工作不能离开现实政治 [复制链接]

第6版(理论)
专栏：学习贯彻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

　　理论工作不能离开现实政治
雷云
邓小平同志１９８６年在天津视察时说过，“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最近，江泽民同志又反复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在政治问题上一定要头脑清醒。这些告诫是极其重要的，其根本意义是防止一些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全党同志更好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关于要讲政治的精神，也适用于党的理论工作。党的理论工作，是用理论指导实践的工作，是用理论塑造人的工作，是用理论影响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工作，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更应当讲政治，更应当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邓小平同志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
坚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任何工作，包括理论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现代化建设。１９８３年，邓小平同志为《红旗》杂志创刊２５周年的题词——“理论工作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以极其简洁明确的语言，指明了理论工作的根本方向。
坚持理论工作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最主要的是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作为研究的主攻方向。理论的根本使命和功能，在于指导实践，推动实践的发展。在今天，我们的理论工作如果离开了这种研究，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任何轻视和忽视现实问题研究的思想和倾向，都是错误的。我们党历来主张理论联系实际，认为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理论本身得以发展的一个基本途径。江泽民同志在《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一文中明确指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在现今条件下，最主要的就是要联系党的历史经验、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联系当前面临的形势任务、联系干部群众的工作和思想的实际。我们理论工作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种种问题给予理论上的说明，对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种种问题给予科学的解释，对于干部和群众现实存在的种种认识模糊的问题给予正确的回答；要把广大干部、群众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进行概括和提炼，使之上升到理论，以此来丰富和发展理论本身。我们的广大理论工作者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勤奋工作，刻苦钻研，并取得了很大成绩。当然，我们也毋庸讳言，现在也确实存在着一种错误倾向，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批评的：“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表示要同现实保持距离，免得犯错误，或者认为没有学术价值。”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战斗的唯物主义者，除真理而外别无他求。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一点理论勇气是不行的。在理论问题上左顾右盼，首鼠两端，这种态度本身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至于所谓研究现实问题没有学术价值，那更是一种片面的肤浅的认识。其实，真正能够发挥对现实的指导作用，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才是最为社会所需要的理论，从而也是最有学术价值，最值得受到重视和推崇的理论。
强调理论工作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要以研究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可以轻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对此，邓小平同志早就有过透彻的说明。他指出，与现代化建设没有直接联系的思想理论问题，也要进行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是理论工作的任何巨大前进所不可缺少的。
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用什么样的理论武装人，始终是理论工作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历来强调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复指出“老祖宗不能丢”，要求用“老祖宗”的思想和理论去武装人们的头脑。他曾语重心长地希望：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去教育和引导人民。因此，党的理论工作的根本目的和任务，也是我们理论工作者的神圣义务和职责，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启发人们的革命自觉性，使人们确立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并且通过反复的实践，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增强人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当前，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同志搞马列却不信马列，在讲坛上和文章中，不去努力阐述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而是不加分析、不加批判地盲目渲染西方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思潮，有的人还言必称西方，竭力鼓吹用西方的理论来指导我国的改革。这种现象虽然只存在于少数人身上，但其产生的不良影响不可低估。这就说明进一步明确理论工作的目的和任务，强调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是何等的重要。
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人，重要的是引导人们完整准确地理解这一理论，维护它的科学性和革命权威。现在，在一些干部和群众中，对这一理论还存在许多片面的认识，不能把握它的精神实质；还有一些人甚至对这一理论作随心所欲的解释，从而导致对它的种种误解和曲解。这就要求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自身应认真学习、全面把握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并引导人们对这一理论作全面地、系统地、整体性地把握，而不能断章取义，只抓住片言只语，不顾及整个体系；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而不能搞形而上学，离开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任意把某一个观点抽象化、普遍化、绝对化；要客观地研究某个观点之所以被提出的初衷和原意，而不能搞主观的猜度、分析和所谓的逻辑推论，更不能搞实用主义的“各取所需”。
坚持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是党在新时期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也是我们理论工作中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方针。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正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带来了生产力的大解放，也带来了理论的大发展。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每一个理论观点和理论原则，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晶。我们的理论工作要前进，要真正有所建树，离不开解放思想。可以说，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就没有理论的真正繁荣和发展。
但是，“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这就为解放思想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指明了解放思想应遵循的前提和原则。针对解放思想受到的干扰，邓小平同志还特别阐明了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指出：“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他还批评有人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会妨碍解放思想，指出这是思想上的一种“混乱”。
由此可见，在我们的理论工作中，必须正确处理好解放思想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解放思想的方针，另一方面，解放思想要建立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但是事实上，在部分理论工作者中间，像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会妨碍解放思想之类的糊涂认识，现在依然存在。有些同志甚至以解放思想为名，任意散布许多鼓吹私有化、削弱党的领导、否定革命、否定马克思主义之类的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观点和主张。而我们的一些同志对这一现象或熟视无睹，采取自由主义态度；或予以赞赏，称其为“思想解放”、有“理性思维”。其实，科学意义上的解放思想，与服从党的政治纪律，与遵守各种必要的规范和秩序，并不矛盾。四项基本原则，是党的最重要政治纪律，是党和国家生活中最基本的规范和秩序，违反了它，所谓解放思想就必然脱离科学的轨道而走到邪路上去。
坚持在贯彻“双百”方针中开展正常的批评
“双百”方针是我们党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科学事业，当然也是发展理论工作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方针。包括理论在内的社会主义文化科学事业，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领域内，也充满着各种矛盾。真和假、善和恶、美和丑、真理和谬误的关系，都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关系。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就是在同谬误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但是，判断艺术上和科学上的是非需要时间，应当允许各种不同观点开展充分的讨论，任何行政命令的方法，匆忙、草率地表态和作结论的做法，都是十分有害的。
贯彻“双百”方针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正确的和先进的东西，纠正错误的和落后的东西，用真善美来克服假恶丑，使科学文化事业沿着社会主义的轨道健康地前进。因此，开展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贯彻“双百”方针的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有些同志却错误地认为，贯彻“双百”方针就得提倡言论绝对自由，如果对错误观点开展批评，就是违反“双百”方针。正是存在这一糊涂认识，使得一些同志在事关社会主义方向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和稀泥，丢掉批评的武器，放弃必要的思想斗争。其实，早在十多年前，邓小平同志就强调“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他还说过：“现在有些错误观点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则公然向马克思主义挑战。对此，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江泽民同志最近也明确指出，在原则问题上一定要旗帜鲜明。不能是非不分、美丑不分，不能对那些同党的主张背道而驰的言论听之任之，不能让那些同党的宗旨和纪律不相容的歪风邪气滋长起来。我们在理论工作中讲政治，就是要坚决遵循这些指示，把“双百”方针与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统一起来，把开展正常的批评看作是贯彻“双百”方针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这样，我们的理论事业才能在正确的轨道上健康地发展，不断取得新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