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场长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汪场长
本报记者　古维进
在湖北省的地方国营农场里，人们提起金水农场场长汪立波的名字，都翘起一个大拇指说：“有板眼！”人们这样称赞他是有原因的：全省有九十多个地方国营农场，汪场长经营的金水农场，是其中最好的一个。
汪场长能把金水农场办好，并不是因为金水农场具备了优越的条件。恰恰相反，金水农场的条件倒是很坏的。但是，汪场长有明确的经济核算思想，有亲自动手、依靠职工、刻苦经营的优良作风，因此就把农场逐渐办得好起来了。
一
汪立波是个部队转业干部，曾经在湖北省农林厅当过农政处长，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日调来金水农场当场长。金水农场在抗战前本是个机耕农场，以后机械没有了，变成“收租农场”（全场一万八千多亩土地，有一万七千九百七十亩出租给农民耕种，只有三十多亩是自耕的）。一九四九年七月人民政府接管时，全场除了一万八千多亩土地和一幢破旧的楼房外，什么都没有。要把这个“收租农场”变为“生产农场”，依照某些职工的意见，至少要花一二十亿元的建场经费。但是，当时国家只能给农场建场经费十七万四千斤大米（折价一亿多元），同时还要求农场从一九五零年三月十六日起，取消供给制度，实行自给自足。从这些情况里，汪场长看得很清楚，这个农场是很难经营的。他心里想道：“要不要打退堂鼓？”忽然他觉得脸上热辣辣的，想起了过去：“自己从一九二八年参加共产党以来，不管在大别山的红军游击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不管在平汉线做党的地下工作，不管在师里当供给处长，从来没有怕过困难，现在怎么能在困难面前低头呢！”他想了好些时候，到底打定了主意：“不管怎样，要挑起自给自足的担子。”
汪场长正在考虑自给自足的问题，忽然听得一阵敲门声，张富春从外面进来了。这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过去当过国民党的农业改进所所长，现在是农场的技术负责人。他代表部分职工的意见，希望农场保持供给制度，不要实行自给自足。他们所以这样主张，不仅因为建场的经费太少，而且感到汪场长不像个办农场的人：他在军队里呆了二十多年，现在刚从山沟出来不久，土里土气，不懂农业科学技术，不懂农场的经营管理，这怎么能把农场办到自给自足呢？农场不能自给自足，他们的饭碗就保不住。他瞅了瞅汪场长说：
“我过去办了多年农场，都是上面拿钱，下面开支。就是这样，每年还要赔钱。从来没有听说办农场可以自给自足的。”
汪场长觉得这种说法很不对头，他以军人直率的语气反驳道：“过去办农场赔钱，活该！他们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官僚机构，贪污浪费，无所不为。我们办农场，还能和他们一样？”
“当然不一样。可是，我们不可能现在就要求做到自给自足；自给自足只能当作将来的奋斗目标。”
“军队的任务是打仗的，可是有时还要做到自给自足。我们农场的任务是专门生产粮食的，如果不能做到自给自足，还需要政府供给，这算什么话，还能以社会主义企业的优越性在群众中起示范作用吗？”
张富春没有话说了。
汪场长考虑：现在的问题不仅要说明自给自足的重要，更重要的要研究怎样才能做到自给自足。
有几个晚上，汪场长一直在算细账。他曾经访问当地农民的生产情况：一个农民一年平均可以种十亩田，一亩田平均产稻谷三百五十斤。根据这个标准，农场一个农工一年平均可以收入稻谷三千五百斤，每斤折价五百元，收入一百七十五万元。他又计算农场一个农工一年的平均开支：工资、肥料种籽费、行政管理费、折旧费、交公粮等，约需二百六十万元。这和一百七十五万元的收入相比，不敷八十五万元。就是说，一个农工一年平均种十亩田不能自给自足。
汪场长在苦恼中。但是他并不灰心，继续研究。“农民说的种十亩田，是在个体劳动的情况下进行的，农场是集体劳动，怎么能相比呢。”他把问题想开：“集体劳动可以合理使用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个体劳动提高劳动效率是有限的。再说，农民除了种田，还要赶集、走亲戚等，这里要花费一些时间，农场种田就没有这些事情。这样看来，农场种田应该比农民种得多。”
汪场长找到有经验的职工共同研究这个问题。
职工都认为：把劳动力很好组织起来，可以争取种到十五亩田。
汪场长计算：一个农工一年平均种十五亩田，可以收入二百六十二万五千元，这和二百六十万元的开支相比，大致收支平衡，可以自给自足。
汪场长把自给自足的问题研究清楚，发动职工进行讨论。有的人说：“种田靠天，天灾来了，账算得再好没有用。”有的人说：“科学技术最重要，算账能解决什么问题！”但是大多数人的意见是：算账的办法是科学的。人们对自给自足比较有把握了。
二
为了保证自给自足的实现，汪场长考虑这样的问题：一个农工平均种十五亩田，毕竟还是试验；如果试验不成，收入就不能保证；一个农工平均二百六十万元的开支，是根据最紧缩的原则计算的，稍不注意，就会超出。为此，汪场长提出必须坚决做到：全体职工投入生产，保证收入；厉行节约，保证开支的口号。
农场首先开展了节约运动。
春耕准备工作开始了。职工们研究肥料的准备问题。肥料是耕作上最大的投资。为了节约，汪场长提出主要依靠自己造肥，少用商品肥料。但是技术员要求以买肥料为主。汪场长就来和大家算细账。
“一斤商品肥料多少钱？”汪场长开始发问。
“麻饼四百元左右。”技术员说。
“这么说，一亩田上一百二十斤就要花四、五万元，我们的一千二百亩田就要花五、六千万元。我们的建场经费才一亿多元，不是要花掉很大一笔的开支吗？”
“但是，种田不能缺少商品肥料。”技术员还想争辩。
“一般的贫苦农民种田能有多少买得起商品肥料？他们主要是依靠自己造肥。农场今天的困难情况和贫苦的农民差不多，如果不学习他们那样节省，怎样保证开支！”
汪场长的话说服了对方。购买商品肥料由四千多万元减为一千多万元。主要依靠自己造肥。他们修起厕所，把农场附近的草渣、灰粪、人畜粪、垃圾等搜集起来，其中仅垃圾就有一百多万斤，不仅解决了全部的肥料问题，而且由于这批垃圾堆积了二十多年，还具有改良土壤的效能。
这一事实，引起职工对节约的重视；但是，他们对节约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当节约运动全面深入地开展时，大家议论纷纷。例如，汪场长规定写信、作总结报告一律利用废纸，他们就说他扣得太紧，等等。为了纠正这种对节约的错误的认识，汪场长就对职工进行教育。
“农场才开办，生产还没有搞出成绩，生活标准还能走在生产的前头吗？”他反复地说：“‘穷家当，富派头’的思想是要不得的，必须勤俭刻苦，才能起家。”
这一阵话，使大家想起了汪场长的为人：他自到农场以来，每天早晨，干部还没有起床，他总是悄悄地摸黑穿上衣服，用冰冷的水洗洗脸，就扶着
一根棍子到田间指挥农工整田、修渠，忙个不停。大家想起这些，觉得他上面说的每一句话都有道理。职工们受到感动了，都主动地在大大小小地方开始讲究节约了。
和开展节约运动的同时，汪场长组织全体职工投入生产。汪场长给农工进行阶级教育，号召农工要改变过去早晨不下田的习惯。他指出干部必须参加生产才能领导生产，他提出：“干部到田间去”。
农忙季节到来，汪场长首先下田。过去他在家乡给人种过九年田，在部队里也经常帮助群众种田，他是个种田的好手。现在他指挥种田技术较低的农工犁田、播种，他准确地分配一丘田所需的人、畜工数，免得窝工浪费。有时他也参加选种、扯秧、插秧、播种、薅草；虽然他的左腿已经残废，还尽着自己的力量去干。
汪场长亲自下田，职工非常感动。他们说他是
“连说带干”的好样。他们在他的“好样”的影响下改变了工作态度。有些技术干部和行政管理干部开始听到下田都皱起眉头。他们厌恶田间的劳作，希望像在过去的农场那样呆在办公室里。现在他们看见汪场长下田，都批判了“自己的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主动到田间与农工一块劳作，有些技术干部还担任生产队长和领班等。农工看见汪场长和干部都下了田，不仅改变了早晨不下田的习惯，在干部领导抢火色当中，还做出许多动人的事迹：为了第二天抢插秧苗，他们夜间扯秧；为了赶种棉花，他们半夜碾好麻饼；抢收小麦，他们早晨三时下田，晚间十二时才休息。
农忙过去，汪场长组织职工进行必要的副业生产（如喂猪、碾米、榨油等）和基本建设，改变过去“农闲”的习惯。
三
一九五零年过去了。汪场长看见一年来刻苦经营的成果：由于全体职工忘我地劳作，农工由原计划平均每人种田十五亩增到十八亩；由于实行精耕细作，稻谷由原计划每亩产三百五十斤增到四百三十一斤（比当地群众的产量高百分之十六点九），棉花由原计划产一百斤增到一百二十斤（比当地群众的产量高百分之二十），小麦、芝麻的产量也有所增加；由于大小地方都厉行节约，仅肥料、农具、行政管理费等就节省了六、七千万元。在增产和节约的情况下，农场不仅达到自给自足，而且还有纯益一亿一千三百八十多万元。
初建场时候，职工感到能够做到自给自足已经很不容易，没有想到会有盈余；然而铁的事实大家不得不相信了。
一九五零年以后，汪场长领导职工继续推行增产节约，同时扩大耕地面积（由一千二百亩田扩大到六千多亩田），推广先进耕作方法，加强水利建设，实行成本核算制和责任制，增加必要的副业生产。于是农场办得一年比一年好。从一九五一年起，一个农工由平均种田十八亩增到二十二、三亩。作物的产量逐渐提高。一九五一年稻谷的平均产量四六○点七斤，一九五二年增加到六○七点一斤，一九五三年为五一○斤（因灾害减产，但仍比当地群众的产量高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五一年棉花的平均产量一二一斤，一九五二年增加到二五八点一斤，一九五三年为一七○斤（因灾害减产，但仍比当地群众的产量高百分之百）。每年都有了盈余。一九五一年纯益二九○、二五九、七九九元，一九五二年纯益六○六、○二三、五一八元，一九五三年纯益八○○、○○○、○○○元（其中有一部分纯益是一九五二年转账过去的，应该是一九五二年纯益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