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笔写春秋——忆陆定一同志与党的宣传工作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健笔写春秋
——忆陆定一同志与党的宣传工作
赵发生
５月２０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纪念堂向陆定一同志遗体最后告别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如烟往事一幕幕掠过眼前。
１９３２年，我由共青团寻邬县委干部参军，长征时任总政治部秘书处文书科长。文书科又称文印科，长征开始后，带了两架油印机。当时，中央纵队虽然也带了印刷机，但是由于战事紧张，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斗争》等报刊停刊了，唯有我们总政文印科印制的中央军委机关报《红星》坚持出版，直到１９３５年８月才停刊。过湘江时，丢了一架印刷机。这样，背在我们身上的一架简陋的油印机以及一些钢板、油墨、毛边纸，便构成了整个长征途中红军唯一的流动印刷所。
遵义会议后，陆定一同志主编《红星》报。从此，我们朝夕相处。他那机敏、睿智的天性和儒雅风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１９３５年５月的一天，陆定一同志交给我一份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拟就的《布告》手稿让我印制。当时，红军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准备选择彝民聚居区作为行军路线。但是，由于历代统治者反动的民族政策，彝汉两个民族交恶日久，疑忌甚深，通过彝民区远非坦途。陆定一撰写的布告正是针对这种情况的。布告沿用当时通行格式，六字一句，共２６句，一韵到底，通俗简明，琅琅上口，易记易传，短短１５６个字，揭露了四川军阀的罪行，准确而扼要地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宗旨、任务、政策、纪律。用油印机印布告是要费一番心思的。我用两张蜡纸将布告分上下两半精心刻出，又小心翼翼地拼印在一张相当于现在人民日报一个版面大小的纸上。陆定一同总政的几位部长们见印出来的布告字迹优美、醒目，大小也适于张贴十分满意。几百份《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发给部队，广为宣传，加上刘伯承总参谋长与彝族沽基部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的实际行动，红军顺利通过了一向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彝民区。可贵的是，这一布告不仅是整个红军长征中唯一的布告，而且第一次使用了“红军万里长征”这一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特定用语。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党中央率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开始了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斗争。经过艰苦工作，我党首先同东北军、西北军领导人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１９３６年６月中旬，正当我军胜利挺进宁夏之际，蒋军陈诚等部队从东北方向向陕甘根据地后方发动进攻。在蒋介石的严令下，东北军也从南面逼近我党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的瓦窑堡。党中央、中央军委一面调动部队迟滞蒋军西进，一面同东北军协商，中央机关和平撤离瓦窑堡，使东北军进占瓦窑堡。根据党中央确定的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相结合，通过耐心的政治工作，争取东北军成为抗日友军的方针，当时已担任总政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同志撰写了一副对联：“不打仇人打亲人，错把他乡当故乡”，横批是“山海关”。照他的意图，我爬上梯子，用白粉将对联写在东北军进入瓦窑堡首先必经的南大门上。这副对联简短明白，蕴意深长，任何一个东北军士兵都能由此认清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荒谬，激发守士抗战的爱国热忱。这一对联是陆定一宣传文稿的又一杰作，多少年来我一直铭记在心。
抗日战争开始后，陆定一同志随八路军总部到山西抗日前线，随后我转移到财经部门。此后４０多年我与陆定一同志直接接触的机会不多，然而，岁月悠悠并没有淹没他对我的记忆。１９９３年，当一位友人到北京医院看他提到我的名字时，他眼睛一亮，深情地回忆道：“赵发生，我熟悉。长征时红军的那个布告是我写的，赵发生刻印的。他的字写得好，给布告增色不少。告诉他把布告找来，我们一起照张像。”去年１０月，我到医院看望了他，也照了像。遗憾的是，匆忙中我忘记带去那张布告，未能了结他的心愿。
陆定一同志是我们党内的老前辈，我党宣传思想战线的卓越领导人。陆定一同志在上海读过大学，以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工作几年，是个吃过不少“洋面包”的人，但他身受王明等人的打击，憎恶他们的作风。从上述陆定一同志撰写的红军布告、对联可以看出，他是党的宣传思想战线上最早实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民族形式相结合的杰出代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