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知识分子的楷模——纪念李公朴、闻一多烈士殉难５０周年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爱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纪念李公朴、闻一多烈士殉难５０周年
费孝通
今年７月，是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先生殉难５０周年。我谨以此文向李、闻两位先烈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李公朴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社会教育家和爱国民主战士，１９０２年１１月２６日生于江苏省武进县的一个贫苦家庭。幼年时家境贫寒，１３岁到镇江京广洋货店做学徒，因与一些青年组织爱国团，抵制贩卖日货，被店主解雇。后就读于镇江润州中学。毕业后考入武昌文华大学附中，因反对校医虐待学生酿成学潮被开除。随后他考入上海沪江大学附中，毕业后升入沪江大学半工半读。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投军北伐。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愤然离开军队，次年８月赴美留学。在美国他边读书边打工，并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上向国内介绍美国社会状况。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公朴先生结束留学生涯回到上海。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步步逼进，国家岌岌可危，他满腔热血积极投入各种救亡活动，与邹韬奋等筹办《生活日报》，在史量才支持下创办《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和妇女补习学校。１９３４年他与艾思奇一起创办《读书生活》，１９３６年创办读书生活出版社。同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公朴先生被推为负责人之一。同年１１月，国民党反动派竟将他与沈钧儒等六人逮捕入狱，制造了震惊国内外的“七君子事件”。在狱中他与其他六位救国会领袖同敌人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抗战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营救下，七君子得以释放。出狱后他先在南京后又到汉口，为动员全民抗战，将自己创办的《全民周刊》与邹韬奋主编的《抗战》合刊为《全民抗战》。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他冒着生命危险往来于敌后及前线。他四渡黄河，到山西、到陕北、到华北敌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山西，经周恩来同志决定，他担任“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创办了由他担任社长的“全民通讯社”，并应聘任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副校长。在武汉，他因参加保卫武汉工作被国民党拘禁。在陕北，他几次参观寻访延安，会见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他组织了“抗战教学团”，到晋、察、冀边区进行抗战教育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由北方最前线转入西南大后方昆明，创建“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１９４４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云南省支部执行委员。１９４５年在民盟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民主教育委员。当时他与陶行知共同创办“社会大学”，任副校长兼教务长，主编《民主教育》月刊。１９４６年２月１０日重庆各界在校场口举行庆祝旧政协胜利闭幕大会，他担任总指挥，被特务殴伤。同年５月他回到昆明，遭到特务严密监视，但争取和平民主的决心愈加坚定。他说：“我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１日晚，公朴先生被国民党特务卑鄙地枪杀了。弥留之际他艰难地说着：“为了民主，为了民主！”
闻一多先生是继李公朴先生遇难后又遭反动派枪杀的一位先烈，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学者和民主战士。一多先生１８９９年１１月２４日生于湖北省浠水县的一家书香门第。１３岁时考取北京清华学校，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政治学说，此时他的诗词才华开始展现，陆续发表了诗、赋，并任《清华周刊》、《新华学报》的编辑和校内编辑部的负责人。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把一多推入爱国运动的潮流。他满怀激情地书写诗词，发表演说，并作为清华学生代表赴上海参加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１９２２年他赴美国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进行学习，在专攻美术且成绩突出的同时，他更表现出对文学的极大兴趣，特别是对诗歌的酷爱，发表诗评，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红烛》。１９２５年一多留学回国后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并从事《晨报》副刊《诗镌》的编辑工作。以后，他曾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等校任教。１９２８年１月出版第二本诗集《死水》，标志着他在新诗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与成就。１９３２年秋，他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迁往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他到临大任教。１９３８年２月，一多参加临大学生“湘黔滇旅行团”，一路跋山涉水步行１７５０公里，采集民谣，民歌，创作出许多描绘祖国壮丽山河的风景画。临大迁到昆明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一多任教授。抗战后期昆明的民主运动高涨，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他参加了由中共地下党和民盟同志所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１９４４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云南省支部委员。翌年，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及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他坚定地和爱国学生站在一道，抗议反动派的血腥罪行。１９４６年西南联大开始分批北上，为了工作需要，他坚决留在昆明。在白色恐怖下，公朴先生于７月１１日惨遭杀害，一多的处境十分危险，但他置生死于度外，义无反顾地参加公朴先生的追悼活动。７月１５日他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讲演，大声疾呼：“正义是杀不完的，真理永远存在！”“争取民主和平是要代价的，我们决不怕牺牲，我们每个人都要像李先生一样，前足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来！”这声音震撼了所有拥护正义的人们。几个小时后，一多先生悲壮地倒在敌人的枪声下，为自己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洒尽了最后一滴血。
回顾公朴和一多两位先生的一生，虽然他们的经历、性格和作风各有不同，但是热爱祖国的情感却在他们的身上是共同的体现。他们从小就生活在黑暗动荡的时代，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使他们同情人民的苦难，痛惜国家的落后，从青少年起就抱负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寻找革命的道路；他们都曾在美国留过学，共同感受到种族的歧视和贫弱的屈辱，也因此激发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报效祖国的信念；他们都曾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为争取和平而奔走呼号。他们的革命热情源于他们的爱国之心。正是因为这样，当反动派的枪口对准他们的时刻，他们才毫无畏惧，挺身而出，英勇献身。公朴和一多的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李、闻二位先烈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将爱国和爱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为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努力贡献力量。
公朴和一多所走过的道路是艰辛曲折的，又是壮烈辉煌的。为了追求真理，他们与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痛苦的磨练，而一经接受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后，便坚定不移地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为争取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勇往直前。无论斗争怎样残酷，形势如何险峻，他们都百折不挠，视死如归。毛主席曾赞誉他们：李公朴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气概。”李、闻两位烈士这种革命精神和民族气概，正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果。他们不愧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代表，不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不愧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楷模！
李、闻两先生同时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公朴多年从事文化教育出版工作，为了进步文化事业他殚精竭虑，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一多在献身教育事业的同时，潜心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研究，他的新诗创作和新诗理论在中国文坛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