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的焦虑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影响的焦虑
刘润为
“影响的焦虑”这个概念是美国耶鲁大学哈罗德·布鲁姆教授提出来的。他认为，迄今为止，诗歌的主题、技巧已经被千百年来的诗人们挖掘殆尽。面对前人无所不在的巨大影响，当代诗人们会感到一种类似孙猴子跳不出佛祖手心的焦虑。
那么，有“焦虑”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应当说是好事，因为它是艺术创新的内驱力。没有超越前人的渴望，作家就不可能有所创造，文学也就不可能进步。那些只知在前人的影响下过日子的作家，注定是没有一点儿出息的懒汉。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才能走出这影响。布鲁姆说，采用正当的手段已经不灵，必须是不择手段：一是不择手段地“误读”、“修正”前人，将前人“魔鬼化”；二是在寻找前人不突出的特点中，不择手段地树立自己、壮大自己。总之，一切都要倒着来。
必须肯定，这确实道出了后现代作家们的创作实际与“实绩”。洋人的真货色且不去说它，仅是我们的仿后现代派就够人瞧的了。比如，前人说创作是一项严肃的工作，他们说创作就是“码字”；前人说文学应当净化人类的灵魂，他们说文学应当“躲避崇高”；前人说“诗言志”，他们说“诗就是驴叫”。为了贬低前人，他们可以将鲁迅指为“鲁祸”，可以将茅盾从“大师”中除名，还可以将屈原涂抹成偷花的老手；为了抬高自己，他们可以把淫书捧为旷世杰作，可以把痞子说成“新白话运动的先驱”，还可以为诗人杀人犯畏罪自杀一掬“悲俊悼杰”的热泪……
人们不禁要问，靠这套当真能一洗“影响的焦虑”么？有人说：能。为了在文艺批评界独树一帜，可以骂遍前辈批评家，可以用天书一般的“玄语言”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然而，现代主义的大师卡夫卡却说这一套不行。一次，他的青年朋友雅诺赫抱着一堆所谓“创新”之作去找他。他当即就毫不客气地忠告说：“你用这些蜉蝣动物来跟自己过不去。这些时髦书籍大多数不过是‘今天’的不稳定情绪的反映而已。这很快就会泯灭的……‘唯新’的东西本身就是易逝的东西。它今天的美，是为了明天的可笑。这是文学的道路。”
其实，把前人的成就估计得过高、过大、过满，这就未免有些英雄气短。细加思量，前人怎么可能穷尽文学领域的一切呢？生活之河不尽，文学之水也就长流。前人创造的文学无论多么伟大，也只是他那个时代的文学。后来的文学肯定须由后人来创造。天道公平，每一代都有成功的机会。不过，前提是不要取巧、不要胡来，下苦功夫真功夫去干，像前人那样循着艺术规律去干。借用一句熟语，就是“壮志凌云，脚踏实地”。倘能如此，则庶几一洗“影响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