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的信徒——访电视剧《水困古城》编剧李伯宁 [复制链接]

第12版(文化时空)
专栏：人物剪影

　　大禹的信徒
——访电视剧《水困古城》编剧李伯宁
本报记者李舫
明丽的阳光筛过繁茂蓊郁的葡萄叶在庭院里投出斑斑驳驳的影子。他站在门口，伸出双手迎接我，精神矍铄、和蔼可亲，平静中透出一股执著和锐气，不由使我想起我刚刚通宵看完的１１集电视连续剧《水困古城》中的主人公解永清。对水利事业的共同关注和追求使他们具有了某种精神上的相似，或者说，这位７８岁的老人在塑造他的主人公时，自觉不自觉地把他４６年水利生涯的憧憬、爱恋和他的甘辛苦辣渗透进去，并以此丰满作品的血肉。
房间里很暗，桌上堆着厚厚的一沓书稿，有些已经泛黄，有些已经缺损，填满主人各个时期的不同笔迹。这是《水困古城》剧本最原始的资料，话题便自然而然地从这里开始。这部电视剧从１９６４年开始酝酿，３０余年中五易其稿，不断被充实和修补，可谓一部中国水利事业的艺术编年史。作为编剧、策划，更作为老水利人，李伯宁在其中倾注了他对中国水利事业的全部深情和体验、全部忧患和思索。
“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最遥远的故乡。人类托庇于水的滋润，也往往受制于它的喜怒无常。”这段开篇不凡的片头词一开始便奠定了整部电视剧发人深省、耐人寻味的沉重基调。“中国是一个水旱灾害频繁而深重的国家。据１９４９年前２１５５年的统计，共发生旱灾１０５６次，水灾１０９２次，平均每年都有一次灾害……”李老的声音深沉而舒缓，有些涩滞，仿佛时光倒转，历代百姓因水而饱受的痛苦历历在目。
“新中国建立之日，也是我们的水利事业大发展的起步之时。建国４６年来，我国水利建设规模之大、数量之多、速度之快、质量之好、效益之高，是前所未有和举世瞩目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就国计民生的需要和发展来说，我国的水利设施部分已经老化，对频频威胁着我们的特大洪水仍然没有防御能力。”他的谈话完全靠那些生长在他头脑中的史料、数字来把握和表达，几乎不用什么表情和手势，讲到这里，却兀自点了点头，将桌上的那沓文稿一一摊开，忧虑重重，心事重重。“联合国统计资料表明：我国的水资源总量虽居世界第６位，但人均占有量只相当世界人均占有量的１／４，居世界第１０９位，被联合国列为１３个贫水国家之一……”李老很善谈，但他的谈话几乎三句离不开一个“水”字。在他看来，治水就是他的生命，他的一切，他为此而喜而忧。不用多问，这些也正是他创作《水困古城》的动机和宗旨所在——将新中国水利事业的点点滴滴浓缩在一部电视剧中，用一种轻松而清晰、较易被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来阐释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以增加人们对水的忧患意识、责任感与使命感。
我问他：“在经过了种种艰辛与磨难之后，如果生命再有一次选择，您是不是还愿意走这条风风雨雨的道路？”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没有犹疑，没有追悔，没有动摇。“每一项事业的进步都建基于前人的努力和牺牲，水利尤其如此。为了子子孙孙的风调雨顺，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对任何付出都会心甘情愿。挫折也好，苦涩也好，失落也好，毕竟都是短暂的。”
李伯宁，１９１８年出生于河北高阳县。少年时投笔从戎，转战南北。１９４９年，随同李葆华参加了傅作义共同组建共和国水利部的工作，自此孜孜矻矻，“衣带渐宽终不悔”，后历任水利部副部长、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兼党组书记、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主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往事，是一个人生命的底色，李伯宁却不愿更多地停留于此，他的所想所谈所感所愿都是中国水利工程的利弊、南水北调的可行与否、三峡的开发和移民、“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期望和梦想……
愿他和中国的水利梦早日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