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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尤利乌斯·伏契克”在首都的演出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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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4-03-10
第3版()
专栏:

评“尤利乌斯·伏契克”在首都的演出
洪深
编剧:尤·波掠柯夫斯基 导演:赵越、田蓝 副导演:萧崎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
在兄弟国家间文化交流的多种方式当中,上演关于对方的生活、工作和斗争的话剧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正如互相派遣的歌舞团或互相举办展览会或互相翻译的影片那样,话剧可以和多数观众见面。而一个忠实、生动的演出,影响且将更为深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首都演出的话剧“尤利乌斯·伏契克”(苏联剧作家尤·波掠柯夫斯基根据伏契克的遗著“绞刑架下的报告”及其他材料编写的),不仅使得中国人民对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生活、斗争、理想,以及他们的坚强人格和优秀品质,有了更具体、更直接、更充分的认识,增加了对于他们更深厚的友爱,而且通过被体现在舞台上的伏契克的真实形象,和他为祖国人民的自由进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坚贞不屈的革命战斗精神,更深刻地教育了观众,成为鼓舞中国人民为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而英勇奋斗的不朽的榜样。把这样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剧本,转化为舞台形象,活生生地、稳健而朴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认真、严肃地对待“尤利乌斯·伏契克”的演出,导演、演员、舞台工作人员在演出之前,多方搜集和研究了有关尤利乌斯·伏契克的资料,努力追求真实。加上捷克斯洛伐克友人的热心帮助,因而整个戏的演出是严肃、朴实、稳健、忠实于当时历史真实的,没有浮夸与做作,没有不必要的装饰。演员们大都表演得很真实,尤其是剧中正面人物的革命者的气度、坚持信仰、自我牺牲、乐观主义精神,都很好地表现出来了。这里,可以看出导演和演员共同在现实主义道路上探索和追寻的朴实作风。
尤利乌斯·伏契克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是一个敏锐、沉着、顽强、成熟的革命家,他始终坚持、并尽一切可能全心全意服务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纳粹的斗争。他又是一个热情的、生命力旺盛的、创作力丰富的作家和诗人。吴雪同志所创造的伏契克形象是可爱、可敬而且可信的。他把伏契克的性格基本上表现出来了。例如第二场伏契克在工作一夜之后,含着深情地赞美黎明和春天时,在丽达责备他通夜不眠时,天真而正经地躺到床上去的开朗和单纯的心地;当他听到德寇进攻苏联后,立即草拟号召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进行地下斗争时的激昂的情绪;伏契克在秘密集会场所计划“五一”节行动时突然为纳粹特务逮捕时的沉着、坚定态度;伏契克在“四○○号”候审室中对敌人的轻蔑的、讽刺的眼光;在监狱中怀着兴奋和希望的心情欢度自己的“五一”节,并领导大家唱国际歌时的庄严的神情;以及伏契克被送往柏林判决之前在狱中和老教员别塞克告别的一场中,都突出地、恰切地表现了伏契克充满信心、机智乐观、深思熟虑的判断和坚定稳实的气度。
但是,伏契克除了具有勇敢、机智、党性这些革命者所应有的品质外,还有着一些鲜明的个性特征:爱生活、明快、乐观、尖锐、诙谐、生命力旺盛等。演员在塑造这个英雄人物时,必须把握住他的全部的精神世界,才能创造出一个具有高度党性与英勇精神的伏契克这个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因此,就整个艺术创造看来,吴雪同志还是比较偏重于表现伏契克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品质,而属于伏契克的个性特征的地方,就表现得不够了。演员还没有投入到伏契克性格的深处,没有把伏契克那种对人民、对同志、对妻子的热烈的爱和对敌人的深切的憎表现得很强烈;并且还缺少与这种热烈情绪相适应的动作。他对妻子和同志的爱则显得不够热烈,不够奔放;特别是在后来,当敌人的压迫越加残酷时,同志间的关系将更加密切,更加热烈,而吴雪同志表演的内在情感则越发不够饱满。伏契克在监狱中读他自己的手稿“从门到窗子七步,从窗子到门七步”,和剧中伏契克的其他许多对话一样,是摘录自“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名句。演员只有更深入地发掘出这些话的内涵意义,用相适应的感情、声调发挥出来,才能感染观众,引起观众的共鸣,伏契克的形象才能更丰满。在这些方面,演员还没有满足观众要求。
石羽同志扮演的希特勒德国派在布拉格的专员——特务头子柏姆,也是一个难演的角色。既有种族优秀论者的自大狂,在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更有征服者、统治者的优越感。柏姆的十足的兽性,充分表现出纳粹特务的阴险、毒辣、残暴。他仇恨共产党,仇恨人民。而他的狡猾、狠毒、残暴仍不免导致失败;他的狼狈、空虚、绝望乃使他疯狂。所有这些,都隐藏在伪善的面貌之中。这不是一个寻常的德寇,是伏契克斗争的对手。扮演柏姆的石羽同志没有像常见的表演“反派”人物那样,在表面上加以丑化,而是努力深入角色的内心,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例如第一场,柏姆在和弗里特里赫谈话时,有这样一句:“老百姓?什么老百姓?一群畜牲!”石羽同志在这里不是作露骨的咒骂,却带着极度的轻蔑说出这句话来;他右手一摆,眼睛不看人,齿缝中轻声而用力地拼出两个字:“畜牲!”这里面,包含着极大的阴险和狠毒。又如在第六场,柏姆和玛丽亚太太有一长段的对话,忽然,他的声调变得低缓和柔和,因而更显得他那时候心中诡计之可怖。接着,玛丽亚进内室去了,我们看见柏姆那种自以为胜利了的狂妄的得意:他大步来回走着,掏出烟盒,抽烟,再递给卡尔,对卡尔说:“必须要懂得你所统治的人民。”但是,结果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玛丽亚并没有受骗,而是表现了革命者的大无畏的品质。这时候,他表现了失望和狼狈,咬牙切齿地说:“老妖怪!这样干会叫你够受的!”突然现出狰狞的面孔,疯狂地叫:“带走!”演员在这里一层一层地剥开了柏姆的伪装,显示了他丑恶的本质。
但是,石羽同志在表现柏姆对伏契克作几次不同的攻击时的神情,每次都受到伏契克的坚强回击时的反应,特别是每次转折的地方,还不够明确和缺乏深度,因此这个人物的发展的层次就不够分明。在前三场中,柏姆的那种在种族优秀论支配下的民族自大狂还不够;在后几场中,敌我斗争逐渐深入,法西斯面临灭亡的命运,石羽同志表演的柏姆,在体现他们斗争中的更形老奸巨滑和内心的渐空虚、狼狈这些方面,不够深刻,因此就不能使观众深刻地体会到纳粹匪徒的全面的残暴与极度可恨。
其他演员如饰老教员约塞夫·别塞克的江水同志,饰玛丽亚·叶林珂娃的蓝樱同志,饰古丝妲·伏契珂娃的路曦同志,饰安娜·克列曼脱丝的金淑之同志,也都创造了真实、生动的形象。
尤利乌斯·伏契克和柏姆是贯串在整个剧本中的两条主线,是冲突和斗争的两个主将。在他们背后的,一方面是人民的队伍,他们英勇不屈,除了个别的(如米列克)动摇叛变外,更多的人们是觉醒了,参加了斗争,从而壮大了这个队伍;另一方面则是法西斯的阵营,他们狠毒、阴险、狡猾,然而他们尽管使用了各种卑劣的手段,仍然不能动摇人民的英雄们的斗争意志,所以他们终于还是失败了。尤利乌斯·伏契克虽然死了,但是,这位英雄的不屈服的大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却胜利了。这象征着人民和最终胜利。这个剧本正是表现伏契克精神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出具有许多优点,并且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但是整个演出在表现这种精神上还显得不够充分,因而激动人心的力量也就不够强烈。譬如长风送舟,风是吹过来了,帆张舟动,亦在行进,但却无乘风破浪之势;又如野火烧山,火是烧起来了,熊熊不熄,正在蔓延,但我们尚不觉得有燎原之威,我们所希望感受到的磅礴气势还嫌不足。
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除了在表现人物性格上的缺陷外,对当时斗争环境的表现还显得不够艰苦,整个戏的时代背景都处在法西斯统治时期,伏契克和他的同志们从事地下的斗争是处于十分不利的环境中。这一点需要着力刻划,而现在这种刻划却是不够的。例如第一场,伏契克和古丝妲的会见,是在公园中的秘密会见。他们是夫妻,所以这个会见应该是兴奋的、热情的;但是他们又是两个革命者,由于他们都肩负着地下斗争的任务,所以他们这时又应该有着一种沉重、紧张、始终警惕和互相关注的情绪。但是演员们在这一场中沉着、紧张、迅速、机警、敏感表现的不够,使人觉得这个会见好像很轻松,因而人们也就不能用一种高度同情与尊敬的心情来关注他们。又如监狱官考林斯基给伏契克送笔,并和他建立联系的一场,也应该是十分紧张的。两人都有复杂的心情:伏契克既不愿意失掉这个可以扩大斗争范围的机会,也警惕这可能是敌人布置的圈套;考林斯基既有着一种觉醒了的民族自尊心、爱国的热情,但又怕不被信任,并且还可能因误解而被告发,从而遭受迫害。这里斗争很复杂,也很尖锐,作者在这里深入地刻划了环境的艰苦,但吴雪同志和郭平同志的表演都还不够细致、深刻,缺乏明晰的转折和发展,因而这一段很重要的戏就被处理得较平易、简单了。在整个戏中,法西斯匪徒嚣张的气氛不够浓烈;监狱中压抑的气氛不够,在监狱中被拷打的革命者们缺乏肉体上痛苦的感觉;演员的服装、化装不像在纳粹统治下的受敌人残酷折磨的囚犯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削弱了环境的艰苦的程度。
青年艺术剧院在上演“尤利乌斯·伏契克”时,不论导演、演员,事前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如调查、搜集、研究、分析有关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及与伏契克生前生活、工作、学习的有关资料等,这是绝对必要的。但对人物性格及其内心变化的具体感受和体验,则嫌用力不够,艺术家在创造形象中的高度热情未能得到充分地发挥,因此他就不能发现或发觉那在角色是需要的,但在演员却是无法冷静计划的而且常是意料不及的特点性的动作,他就不可能创造一些独到的,不能移之别处的,亦不能借问别人的,具有说服力的“视觉化”了。由于表演的拘谨而视觉化不够充分,热情和残酷尚未在舞台上丰满地表现出来,因而看来反面的压力不够大,正面斗争力量也不够凸出,斗争不够剧烈。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今天上演这个十分不易上演的话剧,它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单纯的艺术实践而已。中国人民在看到这个戏的上演后,就能够更好地了解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更深刻地认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纳粹压迫下的坚苦的斗争。伏契克和其他捷克斯洛伐克爱国者的英雄事业,通过“绞刑架下的报告”的翻译出版,通过“尤利乌斯·伏契克”话剧的上演,深深地感动和教育了中国人民,这对于增强中捷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是有巨大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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