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枪 [复制链接]

第7版(文学作品)
专栏：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６０周年

　　人与枪
吴铁壁张梅珍
父亲吴先恩（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永远离开我们已整整９年了。这位从大别山深处走来的农民儿子，戎马一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只是留下了几十盘讲述革命征程的录音带。在纪念长征胜利６０周年之际，我们又打开录音机，聆听父亲用浓重的红安口音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
长征的时候，我担任红四方面军总兵站部部长。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四方面军在川西、川北地区徘徊了近一年。１９３６年６月，贺龙、任弼时同志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与我们会师。在粉碎了张国焘的罪恶阴谋后，兵分三路继续北上，与党中央会合。我们兵站部跟随朱总司令指挥的左纵队行动。部队昼夜行军，到达四川阿坝地区，准备过水草地。我们知道，草地不仅旷无人烟，而且是充满陷阱的沼泽，一不小心就有灭顶之灾。先头部队行进还很艰难，况且我们兵站部还担负着运物资、带枪械、抬伤员的任务，困难程度就更大了。我们想了很多办法，但仍有许多问题难以解决。比如，如何把伤员安全带出草地就是一个最大的难题，我们一直为此事发愁。
出发前的一天晚上，朱总司令把我找去，开门见山地问：“你们兵站部有多少伤病员？”
“６００多。”我回答。“有几副担架？”“１００多。”“有多少骡马？”“２００多匹。”“有没有能坚持走的伤员？”“绝大多数都不能走了。”我低下了头。“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沉默了，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好。爬雪山、过草地，道路越来越艰险，不生病的人越来越少，我正为运送伤员的事着急上火。
朱总司令蹙着眉头，倒背着双手，在屋里来回踱步，突然停住脚，抬起头来问道：“２００匹牲口驮的都是什么？”“全部是枪支。”“能不能把驮枪支的牲口腾出来驮伤员？”“但是……这么多枪支又怎么办？”“把枪支统统毁掉！”
“这……”我犹豫了一下，审慎地说：“按照四方面军的规定，枪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是战士的第二条生命，毁枪要受处分。”
“嗯，这个规定好。”朱总司令走到我面前，用手拍着我的肩膀说：“同志，情况不同了，过去是人多枪少，随时都有兵员补充；现在是人少枪多，人是最宝贵的，多一个人，革命就多一份力量。有了人，不愁将来没有枪。”说到这里，总司令以拳击掌，坚定地说：“好，就这么办，要人不要枪，把枪统统毁掉！”
我心里算计着：把驮枪支的牲口全部驮伤病员，还有１００多伤病员驮不走。我把这个情况如实地向总司令做了汇报。只见朱总司令沉思了一下，就亲自给部队打电话：“喂，我是朱德，有个困难要请大家帮忙喽。兵站部伤病员多，担架少，各单位都要算算帐，把能抽的骡马和牦牛都抽出来。领导同志有两匹牲口的抽一匹，年轻力壮的，可以两人轮流骑一匹，也抽出一匹来。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伤病员全部带走。”
听到总司令这番话，我的眼眶湿润了。总司令真是和战士心连心呀！我又是高兴，又是担心。高兴的是，总司令在关键时刻给我们解决了实际困难；担心的是前边就是雪山草地，牲口是最宝贵的交通工具，怕下边执行命令打折扣。
出乎我的意料，朱总司令的一个电话，八方响应。总司令又果断地对我说：“你马上回去接受牲口。我这里有三匹牲口，你也牵一匹去。”“不，不。”我又激动，又着急，前言不搭后语地说：“首长岁数大了，文件又多，这匹牲口不能抽。”
“怎么，我刚下达的命令，自己就不执行了？你不收，回头我派人给你送来。”说着又把话题一转，极为亲切极为关怀地说：“先恩同志，这批伤病员是党和红军的宝贵财富，你一定要照顾好。明天拂晓部队就要出发，你快回去检查落实情况，有什么困难再来找我。记住，我对你下个命令：一个伤员也不准丢下，丢了，就是没有阶级感情，我要处分你！”
“请首长放心，我保证把伤病员全部带走！”
从总司令那里回来，天已经很晚了。大家听到朱总司令的指示，都很兴奋。我们分头行动，有的处理枪支，有的分配牲口，一直忙到深夜。经过清点，各部队送来的骡马加牦牛，一共１５０匹。我刚想在草铺上休息一下，一看天快亮了，就急忙朝集结地奔去。
队伍整装待发。我看见朱总司令派来的两位参谋也在前后忙活。他们见到我就说：“吴部长，总司令放心不下，派我们来看看你们还有什么困难。”我乐呵呵地说：“没了，没了，最大的困难首长给我们解决了。”
离开阿坝，过了嗄曲河，就进入了令人谈虎色变的水草地。部队沿着广漠的草地艰难行进。这里是高原，空气稀薄，走一会儿就气喘吁吁。气候变化无常，忽而狂风，忽而暴雨，忽而冰雹。然而，红军战士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各种艰难险阻，终于顺利地走出了水草地，圆满地完成了朱总司令交给的任务。
（作者单位：北京军区总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