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县试办的两个农业合作社为什么一个办好了一个垮台了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一个县试办的两个农业合作社为什么一个办好了一个垮台了
孟钟祥　余克一
安徽省舒城县张母桥区柏林乡叶德金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桃溪区宋圩乡傅先廷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是一九五三年试办的。一个社领导骨干较强，社员真正自愿，互助基础较好，结果办好了。一个社缺乏好的骨干，群众不是真正自愿，互助基础也不好，是一些县里派的干部和区乡干部勉强要农民办起来的，结果垮台了。
叶德金农业生产合作社原来是由三个互助组并成的一个大组，组员住得靠近，土地连成一片，组长叶德金和组内的积极分子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一九五二年十月，县委确定由这个组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们先对社员进行了农村经济发展道路的教育，并且反复说明了农业生产合作的好处和具体办法，讲解了政策。经过充分的酝酿，一九五三年一月在群众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在土地评产、耕牛农具折价时，也都做到了自愿和互不吃亏。
建社以后，各级党委都很重视对这个社的领导。有一个专职办社干部和一个乡干部经常在社里工作，区委副书记直接掌握，县委地委也常派人来帮助。社里原有四个青年团员、两个劳动模范和六个积极分子；在办社过程中，领导方面除了注意教育提高这些骨干以外，还新培养了四个积极分子。这些骨干分子在社内形成了领导核心，带动群众搞好生产。领导干部也很重视对社员的思想教育，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如秋收前，社员们不知道能分多少红，日夜盘算怕吃亏，秋收的劲头不大。社务委员会立即研究了初步分红计划，逐户试算，就打破了社员的顾虑，稳定了生产情绪。
叶德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工作也做得比较好，各生产小组分工明确，责任固定，重要的事都经过社员大会讨论。除了有全年的生产计划外，每个农事季节都有具体的计划。社里有一个粉坊，副业生产也是有计划地进行。在夏、秋两季都评选了模范，鼓励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由于集体生产力量大，社里选用了良种，做到了深耕密植，增施了肥料，并组织一千二百多个人工车水抗旱，全社二百五十八亩多稻田得到了丰收，每亩平均收了五百一十九斤稻，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二成。全社二十二户都增加了收入。大家都有信心把社办得更好。
傅先廷农业生产合作社原来也是一个大互助组，但是基础并不好。一九五二年四月间，傅先廷等人看见邻乡的互助组在一起劳动很热闹，就邀了七户组成一个临时换工组，基本上还是自愿结合的。乡干部王加文好大喜功，就夸大成绩，向区里吹嘘傅先廷互助组好。六月间，区委书记来检查这个组，王加文就抄前跑到组里打招呼，叫大家把农具“集体”起来，拿到一起。区委书记看了，盲目地表扬了一番，并指示说：“你们组要扩大，越扩大越好，还要搞副业。”以后区委副书记孙德明（现已调动）又来说：“我们区秋后准备试办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看你们这个组与北隅乡韦上亭互助组那个搞得好就先办那个。”王加文就经常刺激他们：
“要好好干，不然真搞到北隅乡先办啦！”这时，
“争光荣”的空气在组内已经很浓厚了。过些时，区里派来了干部，一面扩大组，一面帮助订副业生产计划，打算把附近几个临时季节性互助组合并到傅先廷组里来，搞起副业，办出一个“像样的农副业结合的旗帜”，准备秋后办社。傅先廷互助组的组员为了“争光荣”，也都积极动员组外群众入组；结果从附近六个临时季节互助组里抽出二十九户，并成一个三十六户的大组。乡干部王加文曾在区委书记面前吹嘘过：“我们祖上几代都会做粉丝，家具都有（实际上不全），就是没有本钱，只要政府贷款就能干起来。”于是，订副业生产计划时就准备开粉坊，要求政府贷款二千万元。
三十六户的大组在一起搞不好，秋收评比时就有十六户退出了。剩下的二十户，向政府贷款七百万元，买了磨子、大锅、大缸等做粉丝的用具，又买了十八条猪。八月下旬粉坊开始生产了，由于豆子贵、技术低，做出的粉丝卖不掉，两个月内亏本一百四十多万元。十八条猪也因为管理不好生了病。这时组员意见很多，不愿干了，可是乡干部王加文却向区里作假报告，说副业赚了一百多万元。组长傅先廷看见组员意见很多，怕搞坏了自己负不了责任，跑到区里把副业亏本、组员不愿干、猪生病等情况向区委副书记汇报。副书记摇摇手说：
“不要紧，我知道，听说你们粉坊已赚一百多万元、猪长得很好，没有事。你回去大胆干，即使亏本，只要你不搞下腰包去，不要你赔。”傅先廷回来对组员说：“亏本也要干，区里不准歇。”于是硬撑下去。为了减轻粉坊开支，叫组员在家里吃饭，替粉坊干活。大家不愿意，就按劳力硬派。这样一来，组员的意见更多了。直到后来死了两条猪，粉坊才停下来。
二十户组员住得很分散，缺乏领导骨干，组长本人在群众中也没有威信。当时桃溪区委强调“农副业结合”，看见傅先廷组里有副业，就确定为试办社的对象。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初，县委派了干部去调查这个组够不够办社条件。在组员会上，傅先廷介绍组内情况后说：“我们组基础不好，土地、村庄分散，组员生活困难，恐怕办不好，干垮了以后多丢脸。让人家先干，等别人干好了我们再干。”来调查的干部认为他落后，就气得把本子一扔，说：“你这个组长落后，不想干！你们组内情况我知道，听区里介绍，你们组肥猪有十七八条，长得很肥胖；粉坊赚了一百多万元，组员办社劲头都很大。你为什么说怕办不好？不愿干？组员生活困难，每个组员政府给十石米。”他这一发脾气，很多不愿干的也不敢讲了；有的听说“给十石米”，也愿干了。所以在会上问大家同不同意办社时，都说“同意”。他并没有了解组里真实情况，就回去汇报了。县委听取他的汇报，批准了办社。组长傅先廷本来不愿办社，看到别人都要干，又怕人家说他落后，为了想得到上级的信任，想当社长，便又假装积极；组员洪克俊为了“争光荣”也很积极；组员赵本周听到办社干部对他说“这个组只有你一人有些文化，社办起来你搞会计，发展到五十户就能成为脱离生产的干部。”他本来不愿办社，为了想当干部，又想政府贷款，就积极起来。办社的干部就抓住了这三个思想动机不同的“积极分子”，去动员群众入社。组员们本来被调查的干部吓唬了一下，生活困难的又想得“十石米”，还有的是为了“争光荣”，随大帮。因此，在建社的第一阶段，表面上看像是“自愿入社”的。
到讨论土地和劳力的分配比例时，只有一户提出按地四劳六分红，其余的都同意对半分红。领导上没有采纳多数社员的意见，最后确定按四六分。有些组员算算账要吃亏，不愿意，办社干部就分头去动员，三个积极分子也来帮助。他们怕不入社将来要孤立、受打击，就勉强答应了。水车折价入社，规定三年还清价款；组员王正奎不愿意，办社干部就问他“为什么不干？什么思想？”他被吓住不敢再讲了。酝酿选举社里干部时，傅先廷就拉拢一些组员选他当社长，并说不选他当社长他就不入社，办社干部也迁就了他。一切都准备好了，要在十二月二十日召开社员入社大会；可是有五户因为不愿意傅先廷当社长，又怕吃亏，提出要退出。结果，入社大会没开成。办社干部为了“完成任务”，又召开大会、小会，进行动员。几个“积极分子”怕社办不起来丢脸，也帮助动员。组员傅先明、石逢允算算账要吃亏四、五石稻，不愿入社；区委书记和县农会主任都住在他们家里，天天劝他们入社。办社干部简单生硬地向他们说：“你不入社，还想单干发财，走资本主义道路吗？”经过三番五次地硬动员，他们怕不入社不行，才勉强入了社。还有三户不愿入社，把他们叫到区里去教育了也不愿入。最后，就把表示“愿入社”的十七户组成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社里虽也选了正副社长，建立了各种组织机构，但是社长傅先廷想以社长身份沾点便宜，生产上不能带头，作风也不民主。社里整个生产没有计划，劳动力也没有适当的调配，每天干活临时想、临时分配。每天晚上开会评分，争多叫少，吵到半夜，早上起不来，干活不起劲。社外农民一天早起晚睡能栽一亩八分田，他们每天每人只栽了九分田。合作社薅草也不如单干农民和互助组。结果，产量大大降低。他们在生产上不计算成本，多花了很多钱。社员对社内的牲畜农具也不爱护。社内评工记分办法不合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许多人“混工”，劳动积极的还受到讽刺。
到秋收时，产量很低，每亩平均收稻三百七十斤五两，比附近单干农民少五十四斤十一两，比互助组少一百二十九斤十一两。总产量比建社前少二千七百零五斤。同时，开支也很大，把请短工、买肥料、买牛草料和农具的折旧、损失等扣除了，实际收入就更少了。分红结果，有九户减少收入，最多的比入社前少收一千九百多斤稻；有四户收入和入社前一样，只有四户土地少、劳力多的收入略为多些。这样，大多数社员都不愿意干了。
在傅先廷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以后，县委和区委也常派干部来跑跑望望，但是都停不久。先后一共派来又调走十三个干部，刚摸到一点情况就被调走了。因此，社里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一九五三年九月，群众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都愿意改成互助组。大家都认为：毛主席指引我们组织起来的道路是好的，只怪我们互助基础不好，没有经验，又没有好的领导骨干，才搞得这样一团糟。大家表示改组后一定好好干，够条件了再办社。
中共舒城县委总结了这两个试办社的情况，找出了办好和办坏的原因，以便在今后办社中记取这些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