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穗与玫瑰 [复制链接]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域外散记

　　麦穗与玫瑰
张虎生
抵达索非亚的第三天，我们驱车赶赴距首都东南２００公里处的马里查谷地，专程采访“巴尔干的庄稼汉”。脚下这片美丽而富饶的土地，对于来自遥远的中国“老记”来说既亲切又陌生。近两个钟点的旅程中，从夹峙高速公路的巴尔干群山流泻下来的绿色一直伴随着我们。然而，一过第二大城市普罗迪夫南行，陡然转换为另一道风景线：平展展的农田一望无垠，正在抽穗的玉米地和刚刚收割的麦田巧妙地组成一幅青黄相间的不规则棋盘，疏落的围有木栅的尖顶农舍在骄阳照射下显得格外静谧。车子在一幢临水塘的灰楼前停了下来，几位脸色黎黑、穿印花短衫的人迎了上来。
进入三楼陈设老旧的会客室，茶几上几盘黄里透红的鲜桃和酱紫色的野樱桃特别抢眼。三天来，始终在三十八九摄氏度高温下奔波忙碌，绝少有品尝水果的口福。心里纳闷这个久负“果园”盛名的国度何以吃不到瓜果，倒是在此工作多年、自称“老保”的老王和小陈闲聊中一语破的：前几年果树砍得太狠，物以稀为贵，竟至出现了有人到商店只买到一根香蕉的尴尬景象。左腿微跛的拉戈尔·卡尔卡内兹夫忙活着招呼大家落座，他是“马里查农业合作社”的社长。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出访前曾经看到不少关于保加利亚农村合作社组织已不复存在的消息。这顿时使敏感的我们采访兴味大增。
拉戈尔是个有传奇色彩的人物。１９６６年他从高等农艺学校毕业后便回乡务农，当过生产队长、区长和社长。“那些年虽说并非田园牧歌式的，然而大伙儿日子过得不错。那些照片、奖状和麦穗就是见证。”他指着身后木柜里不经意摆放着的物件苦涩地笑笑。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当疾风骤雨席卷东欧大地时，这位矮壮敦实、蓄着浓密小胡的庄稼汉一下子成了一头“雄狮”，领着社员同警察对峙了两个月。面对农业合作社纷纷解体、土地财产归还原主的汹涌浪潮，他联络３６个庄稼汉于１９９２年６月２０日发起成立了“马里查合作社”，当时响应者达１０００多人。“各国国情不同，选择怎样的农业发展道路，是各国人民自己的权利。我们国家地多人少，农业条件好，庄稼人有集体耕作的传统，只能走集体化、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的道路。这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知识给了我力量。”他平静地解释他当时的动因。这件事自然成为远近注目的新闻。时隔一年，官方终于承认合作社存在的合法性，并规定了缴纳税收的比例。拉戈尔历历如数家珍似地说：合作社现有２０３５名社员，拥有４３００公顷耕地，５０台拖拉机和６部联合收割机，主要种植小麦、水稻、果木和蔬菜。由于农资涨价，投入不足，水稻和小麦每公顷的产量分别为５吨和３吨，远远低于以往水平。说到这里，他走到身后木柜前取出一束金黄色的麦穗，深情地说：“这是８０年代获全国丰收奖时的圆粒麦穗，我珍藏了下来，送给你们作为纪念吧。”那籽粒饱满的麦穗沉甸甸的，寄寓着巴尔干庄稼汉多么殷切的期盼。
走出灰色大楼，一直作陪的托多尔·阿塔纳索夫副区长不无自豪地说：“拉戈尔干得好，全区恢复的合作社现有１４个，粮食产量占本地的八成。全国重建的合作社已近３０００个。拉戈尔还是全国农业合作社联合会的领导成员。”他领我们穿过恬静的村庄，不时可见留着残根的片片果林、野草蔓生的撂荒耕地。身材魁梧的托多尔望着我们摇摇头，无奈地摊开一双布满老茧的手。一行人默默地走着，不知他要带我们到哪里去。“能和你们相聚真高兴，我想请你们尝尝乡间饭菜。”不容回答，他已大步流星走出好远，径直跨进一个遍植花木的庭院。天井中央的人造石丘上水汩汩地向下流淌，“水龙头餐馆”由此得名。穹形凉棚上覆盖着几可乱真的黄绿两色的纸制叶片，铺着红白格桌布的长桌边坐着一位戴眼镜的人。托多尔介绍他是当地《社会报》的主编，后者立刻纠正报纸刚更名为《赞成与反对》，还递过一摞新近出版的报纸。主编翻找出一期《社会报》指给我们看，那是一篇报道中国改革开放近况的文章，标题很醒目：《中国——东方的曙光》。他扶扶眼镜兴奋地说：“读者如饥似渴地希望了解中国的情况，这一期加印了２０００份，结果一售而光。”午餐丰盛、可口，破例地啃了大块久违了的西瓜。这时，半敞着前胸的托多尔举杯站起来，激动地说：“你们干得好，我们从中国人民身上看到了曙光。”接着，他送每人一枝精致的金属玫瑰花。审视着作为“玫瑰之乡”象征的艳丽红花，一股暖流在周身奔涌……
（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