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黄河大合唱》 [复制链接]

第4版(副刊)
专栏：艺与人

　　我与《黄河大合唱》
严良堃
我指挥《黄河大合唱》已经五十多年了，为它付出了不少的汗水，但是《黄河》也培养了我。我今年七十多岁了，按孔夫子的说法，“从心所欲，不逾矩”，但我感觉到我的艺术修养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我与音乐结缘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小的志愿不是搞音乐，那时我的数学比较好，常考１００分，我当时非常希望能够学工。抗日战争改变了一代人的理想和命运，很多人的前途都重新安排了。北方沦陷以后，国民政府撤退到武汉。那时正是国共合作，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还有各地的文化人士都到了武汉，冼星海也随上海的“流亡演剧队”到了武汉，在那里从事群众歌咏运动。１９３８年成立了政治部第三厅，领导武汉的抗日宣传活动。郭沫若是三厅的厅长。当时三厅有田汉、洪深、冯乃超、张曙、林路等人，参加抗日歌咏工作的还有盛家伦、刘雪庵等，当时的武汉可谓人才荟萃。我们的学校也开展了歌咏运动，我就是由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大潮卷进了音乐队伍。
当时我１４岁多，正在念初中，我们学校组织了一个“群声歌咏队”，隶属于在武汉地区活动的青年救国团，是党的外围青年组织。我们常去街头做抗日宣传讲演，讲演开始前就叫我打拍子指挥大家唱歌，这样就开始了我的指挥生涯，到现在已经５５年了，这“不解之缘”是日本鬼子强迫我结下的。后来参加了孩子剧团，这是在周副主席、郭沫若关心、领导下成长起来的一个抗日儿童的团体。我当时在团里也演戏，也唱歌，也表演舞蹈，除了这些，主要就是打拍子了。后来武汉也沦陷了，我们也跟着撤退，经过长沙、桂林、柳州、贵阳，１９３９年１月到了当时的“陪都”重庆。１９４０年我１７岁时，我们孩子剧团第一次在重庆演出了《黄河大合唱》，是由我来指挥的。从那时演《黄河》，到现在已经５３年了，我的整个音乐演出生涯可以说就是在《黄河》声中成长起来的。
后来由于形势发生变化，孩子剧团的工作遇到许多困难，１９４２年秋后就被迫解散了。孩子剧团解散后，我考入国立音乐院，在理论作曲系学习。教我们的有江定仙、陈田鹤、吴伯超、李抱忱；教钢琴的是易开基、李翠贞；教提琴的是张洪岛；声乐教师有黄友葵、胡然，他们在那里培养了不少人才。这些人才对新中国的音乐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回忆起来，我最初学指挥时的老师有两个人。一个是冼星海，这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他的很多话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他说，你的基本功一定要扎实，要把手的每个关节都练习得很灵活，但上台不要卖弄，不要表现音乐之外的东西。这点对我的影响很大，我现在教学生也是这样要求的。我的第二个老师是吴伯超，他是从比利时留学回国的，当时是音乐院的院长。他教了我半年，教的时候也没有教具，就对着谱子，嘴巴当乐器，手上打拍子，不像现在有钢琴。我跟他也学了不少的知识，开阔了眼界。我的指挥的基本业务要领主要是这两个老师教的。
指挥专业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除了老师教，主要还要靠自己多看、多观摹、多实践，然后吸收领会，没有实践是不行的。对于基本功要刻苦练习，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教我学习指挥的最后两位老师是苏联的弗·沙可洛夫和尼·阿诺索夫，那是我在莫斯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沙可洛夫对我要求很严格，他说，指挥的关键是做好音乐进行的准备工作，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指挥的“工作岗位”就在预备拍上。因此，指挥时要简明准确。阿诺索夫则告诉我，指挥时心中要有作品的全部曲谱，不要按每个小节来打拍子，应根据音乐的整体结构来引导音乐的进行。
我因为从事指挥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指挥《黄河大合唱》有五十多年，指挥《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也有将近４０年了，有的人把我叫做黄河、贝九“专业户”，也积累了不少其他曲目。
１９９５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以及世界各国都在演唱当年的歌曲，来庆祝这一人民战争、正义战争的伟大胜利。我从新年伊始，就为《黄河》的演出四处奔忙。４月份，我带中央乐团合唱团访问马来西亚，在９个城市里，共演出了１１场《黄河》，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演出的场面极为感人。６月，北京市委举办了前所未有的万人《黄河大合唱》，是由北京５０所高校的大学生演唱的，在北京及全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不仅仅是一场音乐会的演出，更是一次对青年学生的非常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很多同学通过演唱《黄河》，增强了对我们中国这一苦难历史和人民英勇战斗精神的了解，增加了他们对祖国的热爱。演出后他们激动地说：“通过演唱《黄河大合唱》，我们更加热爱祖国，我们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１０月份，又在广州，组织全市近百个合唱团参加的１．５万人演唱的《黄河大合唱》，达到了有史以来演唱《黄河》规模的顶峰。８月，我又带领中央乐团合唱团访问美国，在纽约林肯中心指挥大陆、港台、海外３００多华人演唱《黄河大合唱》，达到了在美国东方人音乐演出的最大规模。很多华人从上百英里外的城市，有的甚至从其他国家赶来聆听这场音乐会，演出的场面非常感人。９月份，我两次赴台湾演出《黄河》，演出的场面盛况空前……
去年我还在国内其他城市演出了《黄河》，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共有３６场，这是我有生以来指挥《黄河》最多的一年。这并不是我个人的成就，而是《黄河》所蕴含的民族爱国精神和音乐的强烈感染力对人民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