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河谷地的“陕西村”——中亚东干人寻访记之一 [复制链接]

第6版(国际)
专栏：连载

　　楚河谷地的“陕西村”
——中亚东干人寻访记之一
本报驻哈萨克斯坦记者尹树广
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交界处的楚河谷地，有两个山清水秀的村庄：马三旗和新渠。两村的大人小孩都操一口地道的中国陕西方言，就连新媳妇入洞房也穿着清朝时的绣花锁边大衫。他们便是在中亚地区生活了近１２０年的东干人。
８月的中亚大地，太阳好像是在天空下火。离开阿拉木图，朝西南方向行驶２６０多公里，一片片青油油的苞米地、直冲云天的白杨林和篱笆墙菜园便扑入眼帘。在马三旗村口，我用普通话向一位年轻妇女问路，她手指不远处，用浓重的陕西腔说：“向右弯弯就是呢。”年轻妇女名叫菊花，她让我一下子联想到无数面庞同样红润、笑容像秋天一样朴实的“菊花”妹子。
为什么中亚竟生活着讲陕西话的东干人？马三旗德高望重的“写家”（清末陕西方言，即文学家）“白掌柜的”向我讲述了东干人的来历。
１８６２—１８７７年，我国西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与新疆一带发生回民起义。最后，三支起义队伍的约６０００人来到中亚，由于他们来自天山的东边，可能还与甘肃有关，被当地民族称为“东干人”。在这些东干人中，最大一支是由白彦虎率领的陕西人，他们最终在楚河岸边扎下“营盘”（东干人对马三旗的叫法）。光阴似箭，当初的３１１４人已发展到今天的两万多人。于是，一些人搬到“营盘”以南８公里的“新渠”。
“白掌柜的”年逾古稀，是白彦虎的侄孙，从１９３７年起就在“学堂”教书。听我自报家门后，老人一边捋着白胡须，一边自言自语道：“是中国的通讯人呢。”
马三旗和新渠两村的居民几乎百分之百是东干人，正因如此，晚清时期的陕西方言才得以保存下来。例如，东干人至今把当官的叫“大人”，把飞机叫“风船”，将政府机关称为“衙门”。聊起这个话题，东干人协会副主席马古柏介绍说，他曾去过我国西北地区，在那里也听不到这样的“老话”了。
东干人主要生活在哈、吉、乌等三个中亚国家，以务农种菜为业。除马三旗和新渠外，还有比什凯克附近的“米粮川”和“甘肃村”等。苏联解体后，各国都成立了自己的东干人协会。由于马三旗的东干人最多，全哈东干人协会便设在这里。虽说两村位于哈境内，但有趣的是，这里的东干人更喜欢用吉尔吉斯斯坦货币———索姆算帐，不少汽车挂着吉牌照，有些人甚至还揣有哈、吉两本护照。这大概是因为“陕西村”与吉仅隔一条楚河，开车半个多小时即可到比什凯克的缘故吧。
东干人在保持文化传统的同时，作为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融入了中亚各国的生活。他们都拥有当地国籍，熟练使用各民族之间的共同交际语——俄语。东干人曾积极参加了列宁领导的伟大十月革命，马三旗是那时的红军师长，也是东干人的骄傲。马三旗牺牲后，“营盘”便以他的名字命名。伟大卫国战争期间，２００多名东干儿女奔赴反法西斯前线，只有一半人生还。
俗话说，宾至如归。当我一踏入东干村采访，便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分量。当我突然出现在马古柏先生面前，他赶忙招呼自己的“婆娘”将糖果和热茶端上炕桌。没过半小时，热气腾腾的“拉个面”（拉面）便摆到眼前。马古柏笑着说：“我们东干老人讲，东干人的爷爷是阿拉伯人，奶奶是中国人。如今，中国客人是我们的大舅哥。”欢笑声中，我这个“大舅哥”就只得多吃两碗了。
夜深了，新渠村万籁俱寂。因村里拖欠电费，我和马古柏一家人只好借着昏暗的煤油灯光聊天。耳畔缭绕着黄土高坡的百年乡音，大炕头上灯影跳跃，使我一时忘却置身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天山脚下。（本报阿拉木图电）（附图片）
图为哈东干人协会副会长马古柏夫妇与儿媳在炕桌上吃饭时的情景。碗中为拉面。本报记者尹树广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