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摆脱贫困的人们 [复制链接]

第7版(副刊)
专栏：

　　贵州，摆脱贫困的人们
马平清楚
从贵州参加全国第一次文化与生产力学术研讨会归来，我们总在问，贵州给自己留下了什么印象？我们问过许多人，也看过不少资料，从古至今，因着眼点不同，各人看法必然各异。唐代大诗人李白嗟叹：“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明代宰相刘伯温却预言：“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昔人一句谚语又流传到现在：“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而共和国的代主席董必武又曾赋诗曰：“若论天下资源富，‘天府’名应属此区”。这些看法似乎截然相反，其实又各有道理。
贵州处于西南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中心带，是中国乃至世界最主要的生态脆弱区域之一，山地和丘陵占全省总面积的９７％，是中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你只要一进入贵州省界，就可以看到这里山高坡陡，道路崎岖，岩石裸露，土壤瘠薄；却又因降雨频繁，水土流失严重。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单一的以粮为纲的农业经济结构，使得贫困的人们过分向土地索取一切，造成过度垦种；过度开荒，过度垦种，又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形成新一轮生态环境恶化。可以想象，生态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又导致农业生产的下降，导致教育的滞后，进而又影响人的素质。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越生越穷，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据权威资料统计，目前贵州还有８００万贫困人口没有解决温饱，占全国１９９４年７０００万贫困人口的１１．４％。
众多的贫困人口和严重的贫困程度已经使贵州成为社会各界关心的热点。一位国情分析专家把贵州与其他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定义为“贵州现象”，但人们对这种现象并不会总是熟视无睹的。
富裕和文明，是多少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创造富强繁荣的新中国大旗，唤醒了无数中国人的创造力和战斗力。在贵州也是如此，它的３０００万儿女正在为早日摆脱贫困，开拓思路，因地制宜，付出艰苦奋斗。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云干乡大关村，有一位年近六旬的苗族共产党员，名叫何云亮。１９８１年他出任大关村党支部书记，当时这个１０００多口人的行政村人均耕地只有八分，而且全部挂在怪石嶙峋的陡坡上，又是没有任何水利设施的“望天地”，亩产玉米只有２５公斤，“种一坡，收一箩”就是当地俗语对这种生产方式所作的生动形容。贫困就像一条巨蟒，牢牢地缠绕着他们，使他们远离现代文明，为生存而奋斗。直到１９８３年，大关村的人均口粮也只有９０公斤，人均纯收入不到５０元。何云亮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多次试图组织村民们外迁，但没有地方愿意接收他们。“穷则思变”，万般无奈中，何云亮想到了造田。对于已经穷得只剩一双手的农民来说，这是个过于大胆的想象和举动。但实践证明这种选择是正确的。
何云亮老人现在向人们谈起这件事总是眉飞色舞，津津有味，他说：“那年在为本乡修公路时，我发现用石头铺底，雨水不容易漏掉，回去就试着用这法子造了一块田，还真的收了一箩谷子。从１９８４年起，我就组织村民人工造田，刚开始时大家不相信，我就强迫命令。第一年谷子收下来，大家才服了。”这可不是一般的开垦，造这样一亩田，一个农民需要花费５００个到１０００个劳动日。十年间，大关村人在何云亮的带领下，造田近千亩，还为全村６０％的人解决了饮水的难题，并基本实现了脱贫。望着一层层配有蓄水池的稻田，人们不会再认为“愚公移山”只是个寓言。
就在何云亮开始率领村民上山造田的那年，平坝县乐平乡凤凰村的一位叫向大忠的农民，借了一笔贷款，办起了家庭养殖场。五个月后，因为不懂技术，６０００元的贷款几乎赔光。仅仅是为了还清债务，向大忠又借了些钱接着干。“吃一堑，长一智。”这一次，他一边养鸡，一边参加函授学习，还订了十几份科技刊物，从中汲取养殖经验。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分耕耘，必有一分收获，向大忠成功了。十年间，他的养殖场由一个变成了七个，每年获利１００多万元。现在，省会贵阳市蛋禽需求量的２０％是由向大忠的养殖集团提供的。
农民出身的向大忠最了解农民渴望摆脱贫困的心愿。他在事业成功之后，为全县农户举办了十几期技术培训班，培训人员２０００多名。近几年来，１０００多名农民加入了向大忠的养殖集团，并由此走向了富裕路。
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经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就是，办法总比困难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何云亮和向大忠创造的两种脱贫方式对贵州的确具有不寻常的启示。尽管贵州要彻底摆脱贫困，任重而道远，但我们从中不难看出贵州走出贫困的希望。这就是我们得到的贵州印象。谨以此文献给１９９６年“国际消除贫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