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作风长者风范——怀念邓子恢同志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民主作风长者风范
——怀念邓子恢同志
张爱萍
邓子恢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个春秋了。每每想到他，或与老战友一起谈及他，就想到他那宽厚长者的形象和令人难忘的民主作风。
１９３０年底，我从上海调往中央苏区途经闽西，因故暂留共青团闽西特委工作时，就听说邓子恢同志１９２９年春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１９３０年３月当选为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遗憾的是，当时他被派往闽中和闽东地区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和游击队工作，未能见面。
直到１９３２年７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他被任命为中央政府财政部长，我在少先队中央总队部工作时，才得以幸会，并常在工作中有所接触。
１９３３年初夏，政治气候好像比大自然气候来得要快，骤然处于炎夏酷暑之中。在不少领域里纷纷批判右倾思想、右倾机会主义。邓子恢同志领导的财政部首当其冲。记得在一次批判大会上，一些激烈的发言指名道姓地批判邓子恢同志把钞票印多了，发乱了，影响了中央苏区的货币流通，破坏了苏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右倾机会主义在财政工作上的表现等等。当时我们几个参加会议的青年，都感到这些批判有失公正。印发钞票这样的重大事情，都是中央政府决定的，怎么能把责任都压到财政部长一个人身上呢？又怎能说成是危及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呢？我们深为邓老不平。万没想到，邓老在对他批判之后的检讨中，态度十分虔诚，把印发钞票以及财政工作中方方面面的问题，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再三表示承认错误，接受批评，并诚恳要求组织给予严肃处罚，毫无上推下诿之意。面对这一态度，我心想这老同志真不简单！蒙受委屈，毫不争辩，还高姿态地检查。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是中华民族忍辱负重传统美德的体现，也是共产党人个人服从组织、勇于承担责任优良作风的体现。不久，他被降职为副部长，但仍然毫无怨言而兢兢业业地工作着。自那以后，邓老给我的印象更深了。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我们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我就同他失去了联系。直到１９３８年我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时，才知道他在新成立的新四军里任政治部副主任，也才知道此前他同陈毅同志一起，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我于１９３８年９月到豫东敌后，直到１９４０年参加开辟淮北和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于１９４１年初奉命回师淮北路东，恢复失地。经过３个多月的战斗，恢复了淮北路东根据地后，我深感要巩固根据地，必须加强地方党和政府建设，以及做好地方群众的工作。而我自感缺乏地方工作经验。当时考虑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主要领导者有张云逸、邓子恢、郑位三三位老同志，他们都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于是，我就电请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刘少奇、陈毅同志，要求调一位同志来主持地区党委主要领导工作。同年５月初，邓子恢同志就调来了。
他到淮北后，很快就成立了淮北区党委，担任区党委书记。接着，又调回了原在这里工作的刘瑞龙同志，参加区党委领导。在以邓老为首的区党委集体领导下，淮北区所属各县、乡相继建立了各级党、政府和群众组织，动员群众参加新四军、支援新四军。这就为我们开展军事斗争，打击日伪顽匪，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１９４１年夏，在淮北津浦路西坚持斗争的新四军四师，在反伪顽疯狂进攻的战斗中受挫，奉命撤到淮北津浦路东休整。根据中央指示，对这一阶段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深入检讨”。
在总结、检讨中，有的同志偏重追究师长兼政委彭雪枫同志的个人责任，特别那些平时对雪枫同志有意见的人，借此机会大加鞭挞。一些人发言措辞激烈，无限上纲，显然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而作为华中局代表、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同志的总结发言就十分恳切、实事求是。他充分肯定了四师三年来及这次反顽斗争中的显著成绩，热情赞扬四师在路西坚持斗争，“对整个华中的斗争起了很大的配合、推动作用”。他特别指出：“虽然在反顽斗争中确实遭到了损失，但还不能说是失败。因主力、干部大部保存，党在群众中留有深刻的影响，还有少数党员潜伏在群众中，并保存与部分两面分子的关系，在肖东、宿东还保存着部分地方武装，是将来恢复的基础。”同时，也指出了在反顽斗争中对敌估计不足，战术运用不灵活，未能集中兵力打敌一点等教训。他鼓励彭雪枫同志及四师指战员，要放下包袱，挺起腰杆，记取教训，尽快恢复元气，去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他还告诫，不要以个人的恩怨替代党的原则，要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这一讲话，受到了广泛的称赞和拥护，对雪枫同志及四师指战员是很好的安慰和鼓舞，对少数抱有成见者是善意的规劝。会后，邓老被任命为四师政委。
邓老的宽厚和民主作风，还表现在他善于听取别人不同的意见，甚至不惜改变自己的主张或已确定的事情。例如，在这次会后不久，我突然接到邓老电话，要我立即赶到师部驻地半城，商谈问题。邓老告诉我，在四师整顿过程中，有不少同志建议由我接替雪枫同志任四师师长，他也认为比较合适，就电报华中局和军部。少奇、陈毅同志同意并下达了电令。
这确实出我意料，同时也感到这个决定不妥。于是就直言不讳地谈了我的看法：四师正在整顿中，士气大振，指战员精神面貌很好，没有必要作这种改变。此时换人，不利于四师的整顿等等。随即建议邓老转报刘、陈首长，改变这一决定。几经磋商，邓老还是同意了我的意见，并上报领导。不久，邓老便电话告我：上级同意了我的意见。
１９４４年９月，彭雪枫同志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中央军委命令由我接任四师师长。这样，我同邓老就“朝夕相处”、“风雨同舟”了。
在我们的共同工作期间，邓老更表现出诚挚、尊重和全力支持同级同志的友情和民主作风。他多次表明：作战、训练等所有军事工作，师长可全权负责。为让我大胆管理，放手工作，在军事工作上凡我找他商量或请他决定时，他都是表示同意，并说你决定了就行了。所以，有关军事、作战方面的事，他不仅不干预，还从多方面给予保障和支持。有时我在外地作战，有些事情来不及征求他的意见，我就在一些决定或文电后边，署上他政委的名字，下发或上报。他都欣然同意，从无异议。尽管这样，即使不在师部一起工作时，我也还是尽可能地以电话、电报或事后向他请示、汇报，同他商量，多听他的意见。也正因为我们军政领导的密切配合，全师上下形成了军政团结、上下一致、同战同乐、奋勇杀敌的局面。在日寇投降前后，我们连续取得了全部收复淮北路东、路西敌伪顽占领区的胜利。尽管这段时间的战斗异常频繁，条件也很艰苦，可我们的相处是愉快、和谐的。
在人生的长河里，我与邓老的共事是短暂的，但他给我的记忆却是久远的。他尊重人、信任人、善于倾听别人意见的民主作风，是永远值得学习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