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忆邓子恢同志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忆邓子恢同志
项南江一真
１９９６年是邓子恢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
邓老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给我们留下了宝贵遗产，不仅是他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建党、建军、财经工作和农村工作上所建立的卓越功勋，而且包括他作为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所具有的那种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和实事求是的高尚品格。这在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初期有关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场大争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邓老一向强调密切联系群众，注意调查研究，坚决反对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在我国农村处于历史变革的关键时刻，邓老关于农业合作化和农村改革的主张，是正确的，实事求是的，却被指责为路线错误，多次遭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由于这场长达近１０年的争论，结局是错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致使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村改革的进程，延误了将近２０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农业生产责任制，才使农村改革重新走上正轨，并使我国农村发生了人们预想不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我们今天深切怀念邓老光辉一生的时候，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
５０年代初期，我们党在胜利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及时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开始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强调自愿互利，稳步前进。这个方针，党内没有分歧。问题出自改造的步骤不一致。一种意见是循序渐进，不要过早动摇和否定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私有基础；另一种意见是要加快社会主义改造速度，领导不要落在群众的后头，认为“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已经来到。作为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子恢，在协助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始终注意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的特点，整个运动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发展是健康的。到１９５５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胜利发展，有的同志头脑开始发热，认为原计划全国发展１００万个合作社的速度慢了，主张加快发展速度，增加到１３０万个。有的同志认为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批准的发展１００万个合作社的计划并不算慢，因为当时合作化的主要危险不是慢，而是在不少地方出现了贪多、贪快、贪高的急躁冒进偏向，违背了自愿互利的原则，建起了一批条件不够成熟的农业合作社，有的地方发生杀猪宰牛砍树的现象，就是因为农民对此有抵触情绪。
由于邓老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对我国农村的特点和农民的心态是很了解的。他认为“一根扁担两只筐，外加一个猪屁股（粪肥）”是我国农村当时的普遍现状。因此，他主张农村合作化的速度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他认为经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批准的由６５万个合作社发展到１００万个合作社的计划是适宜的，不能再扩大到１３０万个。这个分歧表面上是数量之争，无非是多几十万个或少几十万个，实际上反映了认识根源的差异。
当时邓老对农业合作化的指导方针是：
一、要由点到面，由低级到高级，稳步发展。
二、要保证自愿互利，保护农民私有权。不宜采取战勤动员的办法，搞归大堆，搞强迫命令。
三、合作社的规模要适当，规模太大，管理困难，农民适应不了。
四、合作化的形式要多种多样，不要清一色，要混一色，不宜百分之百合作化。高级社中可以有初级社，大集体中可以有小集体。
五、生产秩序要相对稳定，不宜不停顿地变动。
这些观点，来自群众的实践，是邓老通过农村调查研究后形成的，是符合我国农村、农民和农业的实际情况的。但是主张加快农业合作化速度的思想，在党内很有影响，一股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空气已经弥漫开来了。邓老是个善于独立思考、不肯随声附和的人，他决定亲自向中央领导同志陈述自己的观点，试图改变发展１３０万个合作社的计划。不幸的是他的正确意见不仅未被重视和采纳，反而把邓子恢强调的稳步发展，说成是“小脚女人”走路，批评邓子恢和他主管的农村工作部思想右了，是对合作化不积极。甚至说他们是“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因而“只有彻底地批判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才能促进党的农村工作的根本转变。”这种批评不仅十分武断，而且使党内民主生活开始出现不正常现象。在这个压力下，邓子恢一方面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另一方面为了照顾大局又默默承受这一历史冤屈，他继续深入农村作调查研究，探索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路子。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不断向党中央如实反映广大农民的心愿。邓老的心，是农民的心；农民的苦，是邓老的苦。
１９５８年秋，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哄而起，不久，我国农村就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城乡经济陷入了空前困难的境地。邓老忧心如焚，先后亲自到山西、河北、江苏等地作调查研究，直接同农村干部和农民交谈。他尊重、信任农民，虚心听取农民的意见，农民也毫无顾虑地向他反映许多真实情况。他深深感到公社化后农村的平均主义太严重，危害太大。回京后，他当即向党中央建议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制，克服生产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１９６１年春天，他到广东、福建农村调查后，又向党中央建议把生产队变为基本核算单位，进一步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他的这些建议，在随后制订的《农村人民公社６０条》中得到了反映。
１９６０年冬至１９６２年，我国农村形势十分严峻，解决吃饭问题真正成了头等大事，举国上下都在寻找克服危机的办法。有的地方农民自发推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有的地方推行“责任田”，有的地方干脆分田单干。这些做法，在当时很难被一些领导同志所接受，可是却迅速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因而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邓老了解这一情况后，精神为之一振，不断加以赞扬。认为“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可以克服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当他知道中央领导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也赞成这一做法时，他更加明确地提出：“包产到户是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一种好形式”，能够调动集体和个人两个积极性，有利于克服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是搞好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好路子。这在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许多人即使有相同看法，也不敢明确表态。邓老不避前嫌，敢于实事求是，再一次登门找中央领导同志陈述自己的观点。
１９６２年７月一个早晨，邓子恢、陈正人、廖鲁言等同志刚从中南海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工作回到农村工作部大院。当被问及中央对“包产到户”是什么态度时，邓老异常兴奋地说：“主席同意试一试！”８月间，他满怀希望赶赴北戴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又郑重地向中央推荐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他完全没有料到会上风云突变，“包产到户”引发了我党历史上一场著名的政治大风波，邓子恢同志再次遭到严厉批判，被指责为“刮单干风”，是主张“单干”的总代表。而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从此，“包产到户”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人们视“包产到户”如虎，谈“户”色变。在这么一个严峻的情况下，邓老并没有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
历史是公正的。实践证明：“包产到户”这种生产责任制来自群众，是群众集体智慧的体现。邓老积极倡导“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表明邓老一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表明邓老一贯无私无畏、言行一致、实事求是。对他的批判，是一个历史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已为邓子恢同志平反昭雪。他为之呼唤、倡导的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已在神州大地广泛推行，逐步完善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双层经营体制。在有条件的地方，在包产到户的基础上又以统一服务为纽带，形成了农业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有如雨后春笋，展示了农村工业化的灿烂前景。农村改革不仅迅速改变了农村面貌，也推动了城市改革，波澜壮阔地向市场经济方向前进。邓老被公认为我国农民运动专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驱，是当之无愧的。
邓子恢同志坚持实事求是、言行一致是一贯的。３０年代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在党内一度占了主导地位。推行“贫农分好田，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的政策。在苏区提出“反富农路线”，从而把富农推向与革命对抗的道路，增加了革命的阻力。邓老不随大溜，不跟风。他明确提出“地主也分田”来替代“地主不分田”的政策，给地主以出路，减少革命的阻力。分与不分，一字之差，充分体现了邓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高尚品格。
１９４９年邓老奉命主持中南局的全面工作。当时，广阔的中南地区和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刚刚从国民党的统治下获得解放，国民党留下的特务、土匪、散兵游勇同城乡封建恶霸势力相互勾结，猖狂活动。他们破坏工农业生产，扰乱社会治安，造成城乡秩序混乱，物资交流中断，城市粮油供应匮乏，物价上涨，人心不稳，新生的人民政权受到严重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的邓子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工作从何处着手？工作中心放在哪里？其时，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刚刚作出决议，要把“党的工作中心由乡村转到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同时也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在中南，许多同志都认为党的工作中心应该无例外地转移到城市，农村工作可以放到次要地位了。邓老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组织各级领导正确、全面地理解和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从中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果断地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组织大批干部下乡，先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分配土地，解决农村安定问题。同时，抓好城市粮油供应，确保城市工作顺利开展。在城市工作指导方针上，他又大胆提出先从商业入手，以恢复商业为主，搞活商品流通，打通城乡物资交流，保证粮食、原料、燃料供应，使工厂尽快开工。由于他有胆有谋，领导有方，抓住了主要矛盾，在短短的几年内，就使混乱的中南地区出色地完成了民主改革、国民经济恢复和人民政权巩固的艰巨任务。并为党的工作中心由乡村转到城市打下坚实的基础。他的这一光辉业绩，受到广大群众和干部的高度称赞，也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
邓子恢同志青年时代曾经东渡日本留过学，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但他始终坚持联系群众，与工农结合。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从不追求享受，而以艰苦朴素为荣。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战争年代如此，和平建设时期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仍然如此。他身居高位不像官，完全没有大首长、大知识分子的架子，平易近人得像个质朴老农。他是我们党公认的工农化了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典范。
邓子恢同志是我党杰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尽管他为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创建革命根据地，夺取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为我国农业和农村工作建立了丰功伟绩。但他不居功自傲，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向困难和挫折低头。即使遭受到错误的批判和不公正的对待，他也能照顾大局，丝毫没有影响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这个从闽西红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农民的儿子，不仅闽西人民怀念他，全党全国人民都爱戴他。这么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