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终不芜精神殊可归——当前文艺发展问题的若干断想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田园终不芜精神殊可归
——当前文艺发展问题的若干断想
范咏戈
当代文学艺术真的会成为一座精神的“废园”吗？
这种提问对于当代文艺来说是尖锐和痛苦的，虽然有些危言耸听，但确应引起关注和重视。
文学艺术应该是一种将光明投向人们心灵的行为。它帮助人们以精神的方式掌握世界。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固然不同于纯粹的物质存在物，甚至也不同于纯粹的精神存在物。它是充满着导向实践活动、激发人的实践意志的特殊存在物。一方面，它创造并引导人们去实现理想社会；另一方面，它创造并引导人们去追求“大写的自我”。前者包括关注社会改革、社会进步，反映社会理想；后者包括帮助人们完善道德、启迪心智、提高审美修养。托尔斯泰说得好：“如果对我说，现在的孩子们在２０年后，会因为我写的小说而哭、而笑、而热爱生活，那我愿以毕生的精力来写它。”
这些，决定了不能把文学艺术中的精神导向看作是文学艺术的一般问题；决定了作家作为播洒阳光者，首先要使自己心里布满阳光。
进入９０年代，“理想”、“崇高”、“美的力量”这些文学艺术的题中应有之义却多少变得尴尬起来。为数甚众的作品不再倾诉文艺的理想与崇高，很少言说文艺的高贵与尊严；对现实热情的丧失带来了对商品化文艺的趋同，对文艺律他作用的冷淡导致了痞子文学闲适文学的泛滥。比如一个时期来，文艺创作由于躲避现实而出现了一种畸形的“历史题材热”；一些“翻炒历史”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历史观陈旧，人物形象塑造单薄，在“戏说”的掩饰下对历史进行随意的胡编乱造，加之情节的冗长拖沓，使沉溺其中的人陷入知识和审美的误导；有的出版机构全面认同所谓市场规则，如将《水浒》改名为《三个女人和一百零五个男人》，将《西游记》换成《男僧和女兵们》出版；不少作家放弃了先前对现实的承诺与信仰，站到所谓抽象玄空的“生命体验”的大旗下，实则是割断作品与社会的联系，表现纯生理的“体验”。如有的长篇小说，内容提要上公然这样写道：“一个人结了五次婚，娶了四个老婆，死了三个，两个给他戴了绿帽子”；另一部长篇小说开宗明义即说：“本书有性描写。作者认为，性，不仅是生命激情的根源，也是艺术激情的根源。最好的艺术无不是性的最艺术的表现。性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认识价值与欣赏价值。”有标明为“新女性体验小说”的长篇，写的是女学生甘当“第三者”与男教师的“性体验”；有标榜“立体现代主义”的小说，通篇写乱伦的“美感”。文学的非文学化，艺术的非艺术化，归根到底还在于作家艺术家的自轻自贱。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一些作家艺术家鄙视理想精神，放逐崇高和伟大，放弃了对大地的亲近和对人民命运的关注，进入了游戏文字和“闲适快乐”之中。这正如一位知识界的有识之士所指出的：假如作家艺术家在该他哭的时候却在笑，在该他笑的时候却在哭，那将是时代的悲哀。
我们的社会已经并继续朝着物的富足发展。但文艺终归是一种精神产品，依据精神生态学的要求，市场规则和工业化原理不可能接管文艺的一切。在社会转型期，文艺多元化，创作者和欣赏者的选择多元化也是必然的，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去选择认识生活、获取思想营养的作品。有人仅以文艺为消遣，有人视文艺为游戏亦无可厚非。但是，社会转型期带来的对人类的整体困扰，对于世俗地生活着的人来说可以不去格外关注，对于艺术地生活着的作家艺术家却必须施以极大关注。各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都是曲折的，许多世风日下的问题，也都是在现代化的这块宝地上滋生出的。而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总离不开对现代社会弊端的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不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却正是为人性的丰富，道德的净化做贡献。海明威说得好：一个作家应该具有两种品质：正义感和不会被任何震惊所摧垮的洞察生活全部龌龊的能力。颓废和色情文化并不反映商品化社会的现实，它只能映现生活中的末流。作家的使命不是随波逐流，而是尽全力去发掘人与人之间的纯正关系。二战后，人们首先对美国文学产生悲观。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则说：“我相信，人不仅能挺得住，他还能赢得胜利。人之所以不朽，不仅因为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他才能发出连绵不断的声音，而且因为他有灵魂，富于同情心、自我牺牲和忍耐的精神。诗人、作家的责任正是描写这种精神。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文学作品应该成为“支持人、帮助他巍然挺立并取得胜利的基石和支柱”。其实又何止一个福克纳。１９７１年，智利诗人聂鲁达获取诺贝尔文学奖得到的评语是：“因为他的诗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活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所有这些都再明白不过地回答了“文艺究竟应该是什么？”文艺应是对现实的提升和对人类精神的关怀。文艺除去它的娱乐闲适作用，还应当“有用”。这种“有用”，小而言之，是用于世道人心，大而言之，是用于匡正时谬、重铸民魂。
恩格斯指出，精神文化领域的“宗教、哲学等等”是“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文艺和道德也是“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属于精神文化领域的东西。文艺和道德不同于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它们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权力机构和强制性。虽有文艺法庭、道德法庭的说法，但那是指文艺和道德的舆论作用，并没有真正的法庭存在。但文艺和道德具有特殊的社会作用，道德力量是靠社会舆论和内心驱使来实现的，是靠调动人的内在矛盾的积极力量来实现的。所以反映道德内容的文艺是通过思想教育来规范人的思想，其影响和收获虽不及法律、行政、经济、权力的强制来得快捷，却比它们深远和牢固。它作用范围更广，在法律、纪律无法干预的领域，文艺却可能进入。
文艺要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助力，要力挽当代文学艺术不致变成一座精神的“废园”，当前就要更高地举起主旋律的旗帜，认真做到江泽民主席说的：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认真响应江主席最近所作的要以饱满的热情，努力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具有强烈吸引力、感染力优秀作品的号召。
在文艺“重建家园”的工程中，一些弘扬主旋律的优秀之作对当前社会精神状态作出调试的努力已经和正在引起社会关注，并在某种意义上开始“激活”一度低迷的文艺现实。长篇小说及同名电视连续剧《苍天在上》以其题材重大、内容与现实结合的紧密以及剧中塑造的代理市长、市委书记、反贪局长等一系列成功的正面形象征服和感染了亿万观众，使人们从文艺作品中看到了党所领导的反腐倡廉斗争的希望，树立了信心。电视连续剧《英雄无悔》通过对公安局长高天扼顽铲腐的斗争中曲折命运的展现，讴歌了公安战线上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们，使人们从作品中受到极大的时代正气的鼓舞。同时以公安战线为窗口，成功地概括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进程和重大矛盾，成为讴歌改革开放的一幅历史画卷。这些弘扬主旋律的作品，之所以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毫无例外地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特点：一是作家们热烈地拥抱现实生活，反映了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主题；二是遵循着如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美是应当如此的生活”的创作原则，不是堆砌生活或只盯着生活中的垃圾，而是升华生活，创造出人民所渴望的美的生活来。近年来还有一些严肃的作家通过他们的创作，是非鲜明地表达了对生活的评价和积极的价值取向。
不只一位哲人、文学家说过：假如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了文学，我们的生活就会乏味。文学艺术是一项高尚的事业，也应是高尚者的事业。当我们不再希望在别人那儿发现理性时，我们也不再有理性。罗丹在称赞了提香、普桑、蒲热、华多、乌东以及雕塑《马赛曲》的吕德这些法兰西艺术大师后指出：“这些法兰西的大师，他们先后把法兰西灵魂的某些面磨练得发光：这一个是秩序，那一个是毅力，再一个是优美，另一个是精神，还有一个是英雄主义。他们大家全在表现生活和自由的愉快，而且通过这些形象保持我们民族的特点。……他们确实是创造者和引导者。”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时代。这个时刻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高扬民族的人文精神，需要文学艺术为改革开放大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假若我们这样努力做了，时代和人民将会感谢我们——“人类心灵的阳光播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