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儿子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父亲和儿子
本报记者　沈　石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从兰州开往打柴沟（兰新铁路的一段）的火车里。
他和一位年轻的妇女，坐在我的对面。他们穿得很整洁。那女人的头上，围着一块干净的毛巾，黑色皮大衣里面裹着浅蓝色的棉袄。行李架上摆着他们的笨重的行李。我猜想，这两位旅客可能是到远地方去的。
那是深夜四点多钟了，旅客们都靠在座位上打盹；他，揩去了冻结在车窗上的冰层，不断地向窗外远望，直等到火车通过了黄河便桥，才回过头来。
“老大爷！你从那儿来？”我向他招呼。
“洛阳。”
“到那里去？”我问：
“到乌鞘岭去。”
“上乌鞘岭工地吗？”
“是的，我儿子在那里开推土机，我去看看他。”
“她呢？”我指着那年轻的妇女说。
“同志！这你不用问便猜得出来了。”老人话没说完，那女人的脸就跟着发红了。
以后，我在土石方工程队经常看到他。他住在推土机驾驶员的宿舍里。那位年青的妇女，已经和她的丈夫安起家了。
在乌鞘岭的山腰里，搭着一排一排的工人宿舍。这些临时宿舍很像陕北的窑洞，屋顶上涂着很厚的泥土，在零下三十度左右的冬天住在里面，比起单薄的帐篷来要暖得多了。
有一次，驾驶员们在宿舍里学习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我见到他，盘着腿，坐在床上，仔细地听大家的发言。学习结束，我走到他跟前，他没等我开口，就把他的儿子——杜志善叫来，介绍我和他认识。我们谈过一阵后，这位老人便滔滔不绝地向我叙述他这趟不同寻常的旅行。
他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当我坐上火车，从宝鸡到兰州，见到隧道一个接着一个，见到那旁的渭河、从山侧开辟出来的路基，就想：这里面，有我儿子的一分力量。昨天，我站在大沙沟的山头，亲自看到他在大雪中开推土机，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快乐。我为他感到骄傲，感到安慰。”
他到乌鞘岭的第二天，踏着冰冻的山路，去参观那附近的隧道工程。他见到成千的工人，日夜不停地开凿隧道。他到过龙沟堡，见到那高耸的桥墩，兀立在龙沟河上，工人们系着安全带，在紧张地进行高空作业。他为隧道工人和桥梁工人克服种种困难的精神所鼓舞。
一个风雪交加的夜里，他到了大沙沟的工地。那里，电灯、探照灯照得整个工地像白昼一样。推土机、除根机、铲运机发出轧轧的声响。年轻的推土机驾驶员，冒着乱纷纷的雪花，将两座山头的泥土推到深沟里。他们要把深沟填起一道高达四十五公尺的路基，未来的火车，将从这上面通过。他第一次见到这样浩大的工程，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儿子开着推土机，和同伴在深沟里填平从山上倾泻下来的泥土。
见了自己的儿子和那些推土机手们，怎叫这位老年人不喜悦呢！他刚来时，推土机手们听说杜志善的父亲来了，一个传一个，围拢过来，问长问短，腾出床位给他睡，将他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待。他们像生龙活虎一样，干起活来，不知从那儿来的一股劲。不管是在天兰路上的无水区和苦水区，或者是天气酷寒的乌鞘岭，他们从来没有向困难低过头。乌鞘岭冬季施工中，土地的冻层达一公尺以上，冻土有时摌破了推土机的刀片，他们将刀片卸下，挂上除根机，先把冻土扒松，再用推土机推送。他们就是这样用自己的智慧和毅力向大自然作顽强的斗争的。
三年前，杜志善还是银饰店的学徒。自从参加了修建铁路的工作，经过党和老师傅的培养，学会了驾驶推土机。这个青年人在人民的铁道队伍里逐渐成长起来了。每当杜志善满脸泥尘回到宿舍的时候，老人望望他，慢吞吞地说，“孩子！好好地干吧！”
儿子一天一天的成长，自然引起老年人的高兴。但是，当他想到自己，有辛酸，也有快慰。他经营过小生意，小生意并没有使他走向富裕。到了后来，不得不把自己的儿子送到银饰店去当学徒，他本人也不得不回到洛阳的浅井头村去种地。附近的农民听到他回来了，对他说：“杜子敬！还是干咱们这一行吧！比做生意到底靠得住些哩！”就是这样，他守着十多亩土地，来勉强维持全家七口人的生活。解放后，他参加了互助组，家境也慢慢好起来了。现在他又学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知道了自己将来所走的道路。这次来到乌鞘岭，看到了推土机、铲运机……，看到了铁路工人的生产劲头，他的眼界更是开阔了。
他把话题又回到这次旅行上来，他用过去出门的艰难来说明这次“不平常的旅行”。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他曾经到过兰州，那时没有火车，从西安动身，足足走了二十五天，路上还碰到过土匪。这次，只两天多，就从西安到了乌鞘岭。当他初次在兰州逗留的时候，曾经听人说过：“一到乌鞘岭，全身都发冷。”那时候，除了草原上的藏族牧民，除了当地的汉族、回族农民，谁愿意长时期留在乌鞘岭呢？到了今天，乌鞘岭的地，冻得和从前一样的厚，六月里有时仍然要穿棉衣，但是，就有那些不怕冻的人，其中也有他的儿子，迎着呼啸的北风，在那里从事移山开路的伟大工作。相隔多少年，前后两次来到甘肃，这位老年人心情上所反射出来的是：“时代毕竟不同了。”
儿子离开了家，做父母的总是要想望。杜志善上铁路后，不免引起他的怀念。他盼望儿子寄信回来，他也经常收到儿子的回信。可是每当他接到志善的信件，看看邮戳，发信的地址总是越来越远了。儿子离家的第一年，从宝天线上寄回了信；第二年，信件上盖的是天兰路上一些城镇的邮戳；今天，他亲自来兰州以西二百多公里的乌鞘岭，才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儿子离家乡远了，但这并没有引起老人的不快乐。因为他来乌鞘岭，看出了儿子的前程。这个前程，并不是私营银饰店过去受人贱视的学徒，而是新中国受人尊敬的推土机手。他将看到自己的儿子和他的同伴，雄赳赳地坐在驾驶室里，开着推土机，越过乌鞘岭，穿过河西走廊，通过草滩、沙漠和大戈壁，直达祖国丰富的石油城——玉门，直达大西北的边疆。那时候，加盖在儿子信件上的邮戳，将是武威，将是哈密，将是新疆的省会——乌鲁木齐。那时候，他坐上火车，去看望儿子，将看到祁连山的积雪，将看到古老的嘉峪关，也将尝到又香又甜的哈密瓜。那时候，他坐在车厢里，回想起他第一次到兰州的往事来，将更有一番新的心情。那时候，历史家写大西北的开发史，铁路职工们，将占着重要的一页，而这一页里，就有他儿子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