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去天上魂留人间——马可的音乐 [复制链接]

第4版(副刊)
专栏：

人去天上魂留人间
——马可的音乐
李西安
20年前的7月27日晨，深受人民爱戴的音乐家马可英年早逝。他走了，带着终生的遗憾：长达九年的迫害与煎熬他都挺过来了，却只差短短两个月，未能亲耳听到举国欢庆“四人帮”倒台的鞭炮声。他走了，带着莫大的欣慰：他的许多音乐作品，不仅早已穿越战争年代的烽火硝烟，在今天仍然家喻户晓，并将流传到我们的视野无法企及的遥远的未来。正像他的挚友黄宗江和阮若珊为他的雕像落成写下的八个大字“人去天上，魂留人间”。
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的马可，自幼喜爱音乐。上高中时出于对试管中梦幻般颜色变化的好奇，曾梦想做一个足以改变整个世界文明进程的大化学家。考上河南大学化学系后，看到中国正遭受内忧外患，深感化学家再“伟大”也救不了“那些饥饿的同胞”，中国也不“马上就会列为一等强国”，于是决心改做把科学普及给老百姓的“大众化学家”。但卢沟桥一声炮响，惊破了他“天字第一号英雄主义化学家的幻梦”，也迫使他放弃了科学救国的抱负，毅然投身救亡运动。与冼星海的一次偶然邂逅，决定了他对人生道路的最后选择：做一个为时代呐喊，为人民讴歌的大众音乐家。
马可的创作源于生活，根植民间，以其散发着泥土芳香的艺术风格和具有阳刚之美的中国气派，反映了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建国初期中国人民对光明的追求与向往，成为这个时代的中国新音乐的杰出代表。马可在延安鲁艺期间虽然由于战争环境所限，失去了许多向他一生中最崇敬的老师冼星海学习的机会，却有幸投身于被称作“大鲁艺”的西北民间音乐的海洋里，经受了一次民族音乐的洗礼。他由“生活情趣和它们相去太远”，“对于秦腔、迷糊、晋腔是一窍不通，甚至是颇为厌恶的”，到渐渐熟悉，以至如醉如痴地爱上了这些质朴、迷人、诉说着黄土高原上穷苦百姓们的忧患与梦想的老腔老调，并作为自己创作的源泉。如果说马可自己填词编曲的秧歌剧《夫妻识字》展现的更多的还是迷糊调的原始魅力；而歌剧《白毛女》的某些唱段既保持了民歌的质朴，又赋予它们以新鲜的活力和新的时代气质；那么《南泥湾》和后来的《咱们工人有力量》、《我要活》、《恨是高山仇是海》等则已不再直接引用民间曲调，而是把它们溶化到自己的血液里、灵魂里，变为自己的语言再流淌出来，成为中国民众的心声。
马可是中国民族新歌剧的创立者和奠基人。正是基于对民族音乐的深深挚爱和透彻了解，马可和他的合作者们始终致力于在“很好学习民族戏曲和西洋歌剧的经验”的同时，“创造第三条道路”。早在延安时代，他们以民歌和河北梆子为素材创作的《白毛女》揭开了中国民族新歌剧的序幕。建国初期，以“三梆一落”（即河北梆子、山西梆子、河南梆子和评戏）为基础创作的歌剧《小二黑结婚》，又把《白毛女》成功的经验向前大大推进一步，成为中国民族新歌剧史上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马可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建国后主持中国戏曲研究院音乐室和主编《戏曲音乐》刊物期间，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反对“一成不变”的保守思想和“无视戏曲自身艺术规律”的激进做法，坚持“推陈出新”的方针，推动了戏曲音乐改革的健康发展。他还曾大胆提出戏曲改革将与新歌剧殊途同归的科学预言。
冼星海同志曾说过：“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成的。”马可正是这样一朵成功的花。民族解放运动的暴风雨造就了他的艺术，更造就了他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作风和肝胆照人、光明磊落的人格。在战争年代和和平时期，他以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品质和艺术家的良知，歌颂了一切人间的美好；在“文革”的逆境中，他更以无所畏惧的精神，鞭笞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在马可冒着生命危险用血泪写下的几大本“日记”里，真实地记录下自己像当年的“喜儿”一样所经受的种种折磨，江青一伙的种种罪行，并断言黑暗终将过去，光明就要来临。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和李德伦等人一起秘密策划了纪念聂耳、星海逝世三十、四十周年音乐会，并冲破江青一伙的重重阻挠得以正式公演。《黄河大合唱》的一声怒吼，响彻黎明前的大地，显示了正义的力量。
20年后的今天，马可生活的那个时代已离我们渐渐远去，然而重温马可的艺术成就和他的人生旅程，仍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视野空前开阔而传统文化被普遍忽视的时候，马可以民间音乐为创作源泉并加以创造和升华的成功经验，值得作曲家们特别是青年一代认真汲取；在80年代以西洋正歌剧写法为模本的中国歌剧创作取得重要突破的时候，马可等人开创的以戏曲为基础发展民族新歌剧的做法并未因此失去自身的价值，因种种社会原因而留下的巨大历史空白，正等待有志之士去填补，去进一步发展和创造；或许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些艺术从业者的历史使命感正日益淡化的时候，马可的艺术生涯恰恰再次证明：古往今来具有生命力的艺术作品，无不是艺术家自我人格和良知的表露和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