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丕”的称呼谈起——追记陈毅与陈丕显的友情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从“阿丕”的称呼谈起
——追记陈毅与陈丕显的友情
丹淮
我记得那是1953年，全家从南京迁到上海后。一天，父亲陈毅、母亲张茜带我去西郊公园玩，遇见了也是带着小孩的一家人。父亲就让我叫两个个子不高，但很精神的大人为“阿丕叔叔，小谢阿姨。”当时我感到特别奇怪，难道还有姓阿的吗？叫一个大人为“小”谢阿姨，也是没有过的事。我很难为情，只喃喃地小声喊了一声。后来发现所有人，无论老的还是小的都一律称呼他们为阿丕和小谢，也就安然了，很亲热地阿丕叔叔、小谢阿姨的叫起来。再以后慢慢长大了，才知道小谢阿姨有一个很男子汉的名字：谢志成；才知道阿丕叔叔真名叫陈丕显，从前是一个红小鬼，和父亲陈毅是生死与共的战友。
今年8月23日是阿丕叔叔逝世一周年纪念日，8月26日是父亲陈毅诞辰95周年纪念日。仔细算起来，他们真正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并不很长，赣粤边三年、苏中半年、上海两年，但是他们结下的友谊是很不一般的。我只想撷取几次父亲陈毅与阿丕叔叔的告别时的情景，表示后辈的崇敬和怀念，也希望给予当代人一些启迪。
一、赣南——出生入死
1929年，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在闽西一带活动。阿丕是福建上杭人。他经常看到红四军的布告，布告署名大多是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年仅13岁的阿丕就这样知道了“朱毛”，也知道了陈毅。不久阿丕参加了革命，成为一名“红小鬼”。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陈毅和阿丕同被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留守苏区的机关和部队决定九路突围，分赴各游击区坚持斗争。前七路陆续出发了。3月3日，项英、陈毅来到了于南的赣南省军区，送别由蔡会文、阮啸仙、阿丕率领的要突围到赣粤边的油山区的这一路。陈毅深情地望着每个人，他从容地说：“红军战士都应该是革命的英雄。胜利的时候要当英雄，困难的时候更要当英雄。”项英、陈毅和每一个人握手道别。陈毅和阿丕是首次见面，却又是首次告别，他们紧紧握着对方的手，只说了一句：“再见，再见。”他们心中明白，也许再也见不到面了，不久项英、陈毅、贺昌率领最后一路人马也离开了于南向油山突围。
突围，牺牲是惨重的，革命所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突围成功的只占十分之二三。贺昌、阮啸仙、毛泽覃英勇牺牲了；刘伯坚被俘，高唱着“带镣长街行”从容就义。4月上旬，到达油山的两路队伍重逢了，虽然只分手一个月，但真是恍若隔世，大家都含泪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只是紧紧地握着手。
1936年6月，陈毅和阿丕为了组织和指挥大余地区的反清剿斗争，同住在彭坑周篮嫂家的茅草屋里。从后窗到后围墙上架了一条长木板，敌人一出现，他们就从后窗木板跑过围墙，直接上山隐蔽。陈毅和阿丕还多次翻山越岭，奔波于北山和油山之间。每当他们夜宿在大庾岭山顶时，陈毅就笑着对阿丕说：“我们是头枕着广东，脚踩着江西睡觉啊！”阿丕就故意头枕着江西，脚踩在广东，大家乐得直笑。就这样，陈毅和阿丕，同住一个窝棚，同吃一个锅里的野菜竹笋，共同抗击着国民党的清剿，结下了生死不渝的友谊和信任。
二、苏中——围棋话别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开始。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宣告成立，陈毅任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一支队司令员；6月率部队东进苏南，开辟了茅山抗日根据地。阿丕留在皖南军部担任东南局青年部长。他们分开了一段时间，但深厚的友情却有增无减。阿丕在新婚之夜，拿出一支精致的左轮手枪很骄傲地对小谢说：“看，这是陈司令前几天送的。”小谢看到这样精致的手枪，十分喜爱，就用手去摸。阿丕马上把手缩回来说：“不要乱动！这是武器啊。”气得小谢直撇嘴。
1940年，阿丕第一次离开皖南军部到茅山，一到水西村阿丕就拉着小谢说：“去看陈司令。”正好赶上陈毅召开苏南县团级干部会议，会上陈毅作了鼓舞人心的报告，阿丕被深深地感染了，主动地要求留在苏南工作一段时间。陈毅非常高兴，对阿丕说：“对，你就应该留下来。老项把这么多干部窝在皖南，新区却这么需要干部。我马上就回后方（指皖南军部）。”7月，陈毅、粟裕率苏南主力北渡，按中央指示全力开辟苏北根据地。7月下旬一天傍晚，阿丕接到陈毅的一份急电：“望速带东南局干部渡江，在江都塘头会合。”阿丕立即带了十多位干部乘船夜渡长江，其中包括我的母亲张茜。当时他们只带了三条枪，差点在江中与日本鬼子巡江的“汽划子”遭遇，幸好有芦苇作掩护未被发现，拂晓时终于到达长江北岸。
第二天，陈毅将阿丕找来说：“你们现在赶到苏北正是时候，我这儿太缺少干部了。现在与韩德勤的决战不可避免了。韩军人数是我军的十倍，这次东进北上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不过得道多助，哀兵必胜。”接着又拿出一份中央的电报，电文要求成立统一指挥的苏中区党委；陈毅就委托阿丕准备一个方案。7月28日，新四军进驻黄桥镇，9月苏中区党委成立，陈毅兼任书记，提名阿丕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这是他们第一次以直接正副职务共事。10月初著名的黄桥战役爆发了。决战三天，打垮了反共顽军韩德勤的进攻，新四军在苏北站住了脚，迎来了抗日的新局面。
不久，山东八路军南下部队与新四军北上部队会师，刘少奇率中原局也到达苏北。中央批准在盐城成立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任命叶挺为总指挥，刘少奇为政委，陈毅为代总指挥。陈毅奉命进驻盐城。
刚在一起，又要分离，阿丕带着难以排遣的离情别绪来送行。陈毅动情地说：“我们近几年不常见面，现在刚在一起打开了局面，又要和你这个老战友分手，说心里话，真有点舍不得啊。不过现在比写梅岭三章的年代可好得多了。我这个司令员也是一个棋子，革命需要放在哪里，就去哪里。区党委的事就交给你了。来，不要说什么了，韩紫石借给我的一副云子还没还哩，我们下盘棋吧。”于是在啪、啪、啪的落子声中，他们豪迈地告别了。
1941年元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宣告成立。陈毅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代军长，担负起新四军的领导工作。苏中的部队改编为一师，阿丕担负起整个苏中的地方党政领导工作。
三、上海——重托
解放后，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阿丕担任苏南区党委书记，他们的工作都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1952年2月22日，阿丕忽然接到华东局负责人谭震林的电话：“中央和华东局决定调你到上海工作。”阿丕立即到上海向陈毅报到。陈毅非常高兴：“阿丕，想不到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
从1952年起陈毅和阿丕共事两年，为上海的恢复与发展呕尽了心血。1954年陈毅奉调中央工作，临行时陈毅向阿丕谈了自己在上海工作的经验和体会。他说：“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极其复杂。在工作指导上既要积极，又要慎重，二者并重，不可偏废。只积极，不慎重，会出乱子；只慎重，不积极，也会被动。党的团结、社会安宁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务必千万注意。”陈毅像13年前在苏中一样把上海重担交给了阿丕。
陈毅到了北京，但还是经常回上海，关心上海的工作。而每次回沪阿丕都一定要陈毅作一个形势报告，同时都要受到阿丕和小谢的款待。一次陈毅随周恩来总理到上海，阿丕和小谢就在锦江饭店请他们吃螃蟹。周总理是细剥细嚼，而陈毅却是大撕大掰、连壳带肉放在嘴里嚼嚼就吃完了；完全是两种不同风格和性情。结果，周总理一个螃蟹还没吃完，陈毅已经吃了三四只了，壳子堆了一大盘。看得阿丕和小谢哈哈大笑，连周总理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四、北京——诀别
1966年2月，阿丕不幸身染癌症，陈毅十分焦急，经常询问他的病情。他对我们说：“阿丕比我小十几岁，正是担负重任的时候，可是却得了这样的病，真可惜啊！”那时根本没想到文革对阿丕的折磨远远甚于重病，也根本没想到不几年陈毅自己就因患绝症而早早离开了我们。
1966年6月，毛泽东同志发动了文化大革命，10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后陈毅专门在家里宴请华东的省市第一书记等主要负责同志，他们是：陈丕显、江渭清、叶飞、江华……
陈毅从中央人事的变化已经预感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不同寻常的运动，已经预感到这对干部将是一场灾难，可能再没有机会谈话了。他一反往常，在席间谈论起了领导。“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对亲生父亲还亲！结果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样高。毛主席的威望党内外都知道么，不需要这样捧么！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
由于大家对文革的目的和做法很不理解，处境都很困难，所以情绪很差，饭桌上被一种沉重的气氛所压抑，完全没有了过去老战友相聚时的欢快、热闹的场面。
陈毅看着自己的这些出生入死的老部下、老战友，心中一阵疼痛。他拿起茅台酒瓶，给每一位书记都斟满了酒，然后举起杯子来沉重地说：“让我们干了这最后一杯！我保不住你们了，你们各自回去过关吧。如果过了关，我们再见；如若过不了关，很可能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他的话不幸言中了，没有一个人能过关，就连他自己也没能过关。阿丕和其他书记一样，会后回到上海就被造反派揪斗起来。
不幸成为了事实，陈毅与阿丕的诀别就是在北京的那次家宴。
五、阿丕叔叔，永别了
1975年，阿丕才被解放，1976年到北京分配工作，那时我父母亲已相继去世。阿丕叔叔像很多老同志一样把对父亲陈毅的怀念转为对我们兄妹的关怀。
1995年8月23日，昊苏陪同一个外国友好代表团等候江总书记的接见。江总书记进来后看见昊苏就心情沉重地说：“阿丕今天去世了，你知道吗？”
昊苏吃惊地说道：“不知道。还没有得到消息。”
江总书记嘱咐说：“你要赶快去看看小谢。你们两家的关系是不一般的。”
昊苏回来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们兄妹。我们都为阿丕叔叔的辞世感到震惊，同时也为江总书记的嘱咐所感动。我们赶到阿丕叔叔的家里，看着阿丕叔叔慈祥的照片，泪水忍不住地流下来。
老一辈越来越多地离开了我们，给我们留下了不尽的哀思，也留下了无限的责任。也许我们个人永远达不到上一辈人那么卓著的功勋和成就，但是国家确实是在我们这辈人的手中前进的。
“前人无愧，无愧前人”，这就是我们的志愿和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