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儒将风范长存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一代儒将风范长存
彭冲
郭化若同志去世快一年了。一年来，我总想写点文字来怀念他；怀念这位杰出的军事理论家、教育家；怀念我们一起度过的那段难忘岁月。
化若是我的福建老乡，早年投身革命，考入黄埔军校，是黄埔四期的高材生。那个时期的黄埔军校共产党的力量是相当强的，云集了周恩来、恽代英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在他们的影响下，化若开始大量地阅读马列主义书籍，逐步由最初的信仰三民主义转向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生观。1926年，化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和化若相识是在1947年。当时，我在陈毅同志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六纵五十二团任政委，部队正准备南渡黄河，向豫皖苏地区挺进。在这个时候，化若由鲁南军区调任六纵副司令员。
消息一传开，大家都非常高兴。那时的化若在全军是颇有知名度的。早在抗战初期，他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时，就开始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军事问题，写了《抗日游击战争战术的基本方针》、《军事辩证法》等一系列文章，还主办了《八路军军政杂志》，深受主席器重；抗战后期，化若转入军事教育战线，历任抗大三分校校长、军事学院教育长，创办了延安炮兵学校，为我军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大家觉得有这样一位军事理论家，加上六纵司令员王必成这样的“虎将”，六纵可算是“如虎添翼”了。
化若到六纵协助必成同志打的第一仗是沙土集战役，这也是我们过黄河后打的比较大的一次战役。我所在的五十二团在这次战役中担任主攻沙土集西门的任务，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在三纵和八纵的协同作战下，我军最终以全歼敌五十七师、生俘该师中将师长段霖茂而告胜。战后，化若召集司令部的同志和部队团以上干部进行了村落攻坚战的经验总结。我代表五十二团参加了这个总结会。这可算是我第一次见到化若同志。
最初的印象便是觉得化若同志文质彬彬，颇具儒将风采；话不多，不急不慢的，但条理很清楚，能说到点子上。他在肯定这次战役的成功经验后，重点指出了部队目前存在的一些不足，比如，通讯联络不畅，对情况和任务了解不够，未能按原定时间到达预定地点，影响了协同作战；战术技术上墨守成规，不会使用炸药爆破，遇到鹿砦等障碍物时只会用手清除，不但延误时间，还增加了伤亡；战术上不善于组织火力掩护突击，进攻队形过于密集，增加了不必要的伤亡，等等。应该说，化若同志讲的这些确实是一语中的。我们六纵一向以勇猛著称，过去又是以游击战为主，随着全国性的战略反攻的开展，大规模、协同式作战势必越来越多，单靠勇猛显然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所以大家听了化若同志的总结，都很有感触。会后，大家私下里对化若同志都竖起了大拇指，认为这位郭副司令果然名不虚传。
沙土集战役之后，部队在菏泽地区进行了短期休整，随后按原定计划向豫皖苏边区挺进。
记得一天将近傍晚的时候，我正骑着马随部队向临泉方向奔袭。突然，有两辆卡车从后面赶上来，在我身边戛然停下，车上一人伸出身子招呼我：“彭政委，跟我们一起先走吧，过过车瘾。”我一看，原来是纵队副司令皮定钧同志。车是沙土集战役中缴获的美式卡车，在当时，这还是挺威风的。我也没客气，把马交给警卫员，跳上了后面的一辆。上车后才发现，纵队的王必成司令、化若同志，还有其他几位副司令员都在车上。王司令、皮副司令等几位同志都是我十分熟悉的了。化若同志虽是第一次交谈，却很投缘。化若是个儒将，对书法、诗词有很深的造诣，而我小时候读过私塾，参加革命后也一直坚持学习，对书法和诗词也很喜爱。这使得我们的闲聊很快由一般的拉家常转向深入。到后来，汽车上好像只有我们两人在聊似的，皮副司令开玩笑说，化若到六纵后闲聊的话加起来也没现在这么多。
天黑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一个村庄。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坐在前面的警卫报告说，村子有敌人民团在活动，人数不详，估计有一个连。而我们连警卫排加起来也不过四十几人，大部队早被我们甩在几十公里之后。气氛有点紧张起来。必成同志很冷静，命令两辆车把车篷放下来，遮盖严实，然后减速慢行，显出从从容容的样子。果然，黑灯瞎火的，在周围晃荡的民团士兵一时也搞不清我们的身份，看我们坐着美式卡车，大大方方的，便以为是“国军”来了，有的士兵还向我们打招呼。过了村子后，大家商量了一下，认为前面敌情不明，离大部队又远，不宜深入，应找一僻静的地方，等大部队接应。恰好，附近有一座破庙，我们便把车停了下来，就地警戒。
情况虽然有点紧张，可我们这些人经历过的危险都不算少，对这点危险也就不十分在意了。除了皮定钧同志忙着指挥警卫排战士在庙外警戒外，其他同志进了庙后依然接着车上的话题继续闲聊。后来，王司令和其他几位同志到隔壁休息，只有我和化若谈兴正浓。过去听说，化若不苟言笑，可通过这次交谈，我发现化若其实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他向我讲起小时候因为家里穷，为了供他读书，先后卖了两个妹妹时，几乎都要落泪了。也是在这个晚上，化若谈起了他受王明路线迫害，被开除出党的痛苦经历。那是1932年，王明派到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以托派嫌疑的莫须有罪名开除了化若的党籍。直到1938年，在毛主席的关心下，才得以彻底平反。其间，整整七年时间，化若被排除在党外。对化若这样一个从大革命时期起就追随党，对党的事业始终忠心不渝的人来讲，这七年遭受的精神折磨是可想而知的。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在这七年里，化若也坚持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为党贡献自己的才智。这段经历化若很少向人提起，可这天他却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使我对化若有了更深的了解，对他的人品愈加钦佩。
不知不觉地，天已大亮。大部队也赶上来了，盘踞在附近的敌民团早作鸟兽散。我和化若的竟夜长谈这才告一段落。但这次长谈在彼此的记忆中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许多年后，我们再次谈起时，对这一晚依然记忆犹新。可以说，这次长谈奠定了我和化若此后长达四十余年的友谊。
化若在六纵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对六纵的军队建设是有很大贡献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件事上。一是濮阳整训；二是豫东战役后的经验总结。
1948年3月中旬，第一、四、六纵队在粟裕率领下全部到达黄河北岸，进入相对安定的濮阳地区进行休整。根据华野前委指示，我们这三个纵队利用休整，就地开展以“三查”、“三整”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提高部队的组织纪律性，使部队进一步走向正规化，为渡江南下作战做准备。
这次整军运动，化若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逐级找纵队、师、团、营、连干部谈话，了解部队实际存在的问题，掌握干部战士的思想情绪。经过分析，他指出，在华野包括我纵，有两大问题值得忧虑，一是部队居功骄傲，二是本位主义比较严重，经常闹一些无原则纠纷。针对这些情况，化若在与纵队其他领导共同研究后，决定在部队开展普遍深入的教育，向干部战士指出目前部队存在的这些不良倾向的危害性；同时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
如果说，濮阳整训的成功是化若作为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家，为六纵改进战斗作风、提高战斗力作出的重要贡献的话，那化若在稍后对豫东战役的总结，则是他作为一个军事理论家，为六纵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
豫东战役是我军决胜中原的一次较大规模战役，攻克了中原重镇开封，歼敌一个兵团部、二个整编师师部、四个正规旅共九万余人。此战胜利，改变了中原和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在中原战场，敌人已完全失去了对我进行战役性进攻的能力。在整个豫东战役中，我纵先后经历了二十余次战斗，基本上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战绩不小，但伤亡也不少，经验教训很多。根据纵队党委决定，化若作了题为《从六纵队豫东战役作战看今后战术改进的几个问题》的总结报告。
表面看，化若是谈下一步作战的战术改进问题，但报告实际包含的内容远远超出这个范围。从战术思想到战斗作风；从军事原则到战术运用；从指挥工作到指挥关系；从精密的战斗组织到具体的战术指挥，林林总总，几乎涵盖了军事作战的方方面面。在这个总结报告中，既有严密的军事术语，又结合六纵在本次战役中的战例作了详尽叙述。做到了结构严谨，却又通俗易懂，大家听得饶有兴致。尤其高明的是，化若的这个报告，在内容上紧紧扣住了毛主席不久前发表的《十大军事原则》，使得这次总结，在很大程度上又成了对毛主席《十大军事原则》的阐发和注释。
豫东战役结束后不久，化若便奉调至四纵任政委，我们二人也就匆匆别过。后来，我随大军南下，到福建转入地方工作。化若一直留在部队，解放后到了上海，担任淞沪警备区司令。1953年，我从福建调至江苏工作，担任南京市委书记、市长。时隔不久，化若被任命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也到南京就职。我们两个福建老乡又相聚了。
我和化若相知相交近半个世纪，可谓挚友。化若为人耿直，有傲骨，从不谄媚奉承，一生几经坎坷，却从未放弃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追求，其品格令人感佩。化若在后期主要精力都放在整理战史和军事理论研究上，以其从军六七十年的丰富阅历，为我军整理出一大批宝贵的资料。即使是离开领导岗位后，他依然手不释卷，以客观、严谨的态度，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化若生病住院期间，我曾专程前往探视，那时，他精神尚好，谈起往事，依然是兴意盎然。我们本来相约等他病好出院后，到江苏作故地游，不料这一别竟成永诀。消息传来，我为我们党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军事家、我失去一位挚友而不胜悲痛。值此化若故去一周年之际，我写此小文，追忆我们交往的几件事，以寄哀思。
愿化若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