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生活追踪现实——近期中短篇小说浅议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坛观察

反映生活追踪现实
——近期中短篇小说浅议
青羊直木
进入9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创作，呈现出更加活跃、更加开放、更加多元的态势。以各种“新”为标志的所谓新小说流派先后登场亮相，使整个文坛显得既热闹异常，又困惑不已。小说究竟应该写什么，怎么写，这个古老又新鲜的命题，依然搅得创作者和评论者寝食难安。与此相关，文艺与时代，文艺与生活的命题，也再一次摆在写作者的面前。另一方面，飞速变化的社会生活和被这生活裹挟的读者群，却并不留情地对一些以“新”相标榜的作品给予了相当的冷落。正是在这种文学何去何从的惶惑面前，一些来自生活基层的、颇具创作实力的中青年作家，却避开热闹纷繁的追“新”热，让自己沉下来，经过一番认真的审视后，欲开拓一条既不同于新潮，又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的独特路子。他们对中国底层百姓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对基层干部及周围人们的复杂心态了如指掌，对困扰当代中国人生活和精神的热点、焦点问题有独到的洞察。他们的人生态度和创作使命感真诚而严肃。于是，以刘醒龙、谈歌、何申、关仁山为代表的一个并不全生活在同一区域，却在创作倾向和审美意蕴上有惊人相似的群体在不经意间，以一批颇具质量的小说创作跃上文坛。没有引人注目的理论旗帜，也很少发表惊世骇俗的创作感想，他们的一篇篇作品，却如一颗颗沉甸甸的石子，在已经有些淡漠了的读者的心海掀起一层又一层激奋的涟漪。这波涌还在荡漾。这些作品从推动社会变革的善良愿望出发，关注现实生活、尤其是社会基层生活热点，正面反映新的不断出现的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并对社会改革的前景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揭示。它们继承并且发扬了“五四”以来我国新文学运动的现实主义光荣传统，是对目前文坛上愈益脱离社会现实的“贵族化”倾向进行了有力的反驳。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品是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何申的《年前年后》，谈歌的《大厂》、《年底》，关仁山的《大雪无乡》、《破产》等。
综观这些小说，较之近年在文坛风行的其他风格流派的文学创作，有着如下显著特点：
其一，紧扣时代脉搏，关注生活，关注现实，并力求在对大众生存现状的描述与透视中揭示新问题、获得新认识。其代表作家们或强调小说“要真实地穿透现实”（谈歌），或追求小说“更贴近最新的生活”，而“描述得更真实，更少附带虚假”（何申），以使小说重新获得更多读者的喜爱。他们都曾经、甚至现在依然生活在中国最基层的平凡世界中，因而他们熟悉那些最庸常、最具象因而也是最典型的属于中国的社会景观；尤其值得欣慰的是，他们由衷地热爱这生活、关注这生活，并且始终把自己也融入其中，触摸它，描述它，一如触摸和描述自己心灵一样地赋予这生活以艺术的直觉和质感。于是，在他们的笔下，这生活不但鲜活、复杂，而且立体、深刻。
这些小说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地反映了中国中小城市和乡镇基层的现实景观，尤其是乡镇经济和中小型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困境，基层干部群众的奋斗与迷惑、欣慰与苦恼、无奈与真情，并通过对这些生活热点的透视，做出了作家特有的取舍与质朴的评判。生活是沉重的，但是作家的心灵更沉重，他们需要背负这沉重然后祈愿、期待、歌颂与预言。
通过对基层生活景观的全方位描述，这些小说还能集中而突出地揭示现阶段新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矛盾，并对这些社会关系的扭曲复杂与社会矛盾的激化嬗变寄予了深重的忧虑。一位厂长要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做好事但必须在错综的人际关系中挣扎（《大厂》、《年底》），一位乡长、镇长或书记等恪尽职守也必须在内外交困中不择手段（《分享艰难》、《大雪无乡》、《年前年后》），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显然仅仅是强调、坚持做一个好人的原则是不够的，它首先要求责任者必须学会巧妙的生存艺术、具备高超的政治手腕。
就这样，在这些小说中，一批全新的人物形象诞生了。一部分是干部（包括县、乡、镇甚至村一级的，或者宣传部、文化局、信访办、派出所乃至工厂、车间等部门、系统的），一部分是乡镇企业家、实业家，即那些依靠党的政策先富起来的暴发户，他们中有的是为作家所同情所赞许的，但严格地说，不但并不高大，甚至连纯粹的“好人”也不是，如孔太平、洪塔山（《分享艰难》）、杨清民（《城市警察》）、郑德海（《穷县》）、潘老五（《大雪无乡》）等。这些人或者在向上的正义的追求中依靠玩弄权术甚至违法乱纪以期达到目的，或者又在社会不正之风的纷扰下无可奈何不甘堕落而陷入困顿，甚或还有人依靠权势和金钱横行乡里但在关键时候却也能良心发现，结果是模糊了人物个人身份的道德原则政治界限。如此让人是非难辨的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实际上也构成了这类小说的一个突出的特征。
其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深刻介入使这一批小说极富情绪张力，而作家的创作激情同时也恰恰说明他们在面对现实生活时所无处不在的正义感与同情心。
这些小说可以说是激情小说，尽管作家们在创作时时刻注意不使汹涌的情绪过于外露，但是这却也许恰恰烘托了小说的情绪氛围，使之意外地更具感染力、征服力。当看到《分享艰难》的最后舅舅用揪心的语调对孔太平说“不告姓洪的了”时，当看到《大厂》中的工人小魏跪倒在地求厂长不要再给自己的女儿看病时，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语言比这更能催人泪下。
这类小说之所以能够以情感人，与作家们对待生活与艺术的认真态度有关。他们决不游戏生活，决不草率轻狂地玩弄艺术，无意奢求脱离生活背叛现实的、自以为是的个人价值与自我，而只是甘愿做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与他们休戚与共，为他们代言。他们尤其蔑视那种“不怕失去读者，不怕以牺牲读者为代价”的虚张声势孤芳自赏的“小圈子里”的所谓高雅文学，而只是乐于对处在困难之中的普通人给予“真诚而深切的关怀和同情”，并进而去发掘“生命底蕴中的慈与爱、宽广与容纳”，对无私的分享艰难的“大善”进行热烈但又蕴藉的讴歌。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具有了格外旺盛的生命力，获得更多读者的喜爱。
其三，这类小说运用冷峻的写实笔法、幽默诙谐的语调、质朴生动的语言，构筑了一个情境活脱、引人入胜的艺术世界。
这类小说大抵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又在客观上淡化了作家的理性概括痕迹，看似信手写来、不着斧锯，是对生活的散点描述、客观解剖，但其实却是虚者实之，实者虚之，无一处不是对生活的刻意提炼，无一处不闪烁着智慧取舍的光芒。这是由于作家们对生活的熟稔程度和他们自处生活的方式及其对生活和艺术的本身与关系的理解所决定的。正因为他们对自己所描述的生活十分熟悉，并在思想和感情上毫无隔阂与距离，所以他们才得以把对生活的提炼过程融合在对生活的感悟之中，提早完成于艺术创作之前。
这一批小说的出现，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来说，的确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是它使我们对文学的功能有了新的认识。过去我们曾使文学负载了过多的诸如政治斗争等的功用。后来，又走向只重审美和娱乐的另一种极端。它们的出现，使我们清醒，文学只要贴近现实，关注现实，对当前人民群众期待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做出独特的艺术描绘和剖析，哪怕并未找到解决之法，也能引起接受者的强烈共鸣。文学是国民精神的灯火。哪怕创作者身处怎样一种充满矛盾与困惑的情境中，也肩负着给更多人以希望的责任。
二是这一批小说成功地塑造的各色人物形象，既丰富了我国当代文学人物形象的画廊，又深化了我们对文学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认识。这些有代表性的作品，几乎每一篇都为我们创造了若干不同于以往的、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离开这些极富典型化的人物形象的塑造，这些作品就无从谈起。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作品提供的乡镇干部、企业领导的形象，是过去同类题材作品中少见的。这些形象的成功塑造，再次证明，现实主义关于典型人物和典型化的美学原则，依然具有新鲜的活力。
三是这些小说的成功，似乎昭示了一种令人鼓舞的趋向，当代小说创作正在走向对自身的艺术回归。这些小说及其作者以其反贵族的世俗化倾向——亦即回归大众化的整体形象，走上一条与近年文学发展的后现代主义趋向完全相反的道路，完成了从先锋到大众、从个人到社会、从调侃到关怀、从文本到内容的逆转与重归，其对生活本质的开掘与对文学本质的展示，有着重大的警世意义。
四是这些作品浸透骨髓的当代意识，给无奈、焦虑、尴尬、黑色幽默等找到了恰当的表现形式，为表达中国式的当代感找到了一条独特的路子。表面上简洁质朴的白描手法和不动声色，掩盖了内里的忧虑与无奈，这是从百姓的庸常生活中发现并提炼出的地道中国人的当代意识。他们在对庸常生活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生存困境作近乎自然主义的描摹时，仍未失却人类向上向善向美的理想之光的烛照。无奈中并不让人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