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见义勇为　弘扬社会正气——本报与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8月15日座谈会发言摘要 [复制链接]

第10版(文化)
专栏：

倡导见义勇为　弘扬社会正气
——本报与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8月15日座谈会发言摘要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从历史上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到现代社会中的扶危济贫、爱心奉献，见义勇为具有新的时代特征。
杨大文（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教授）：“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里所说的“义”，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永恒不变的道，它有着为时代和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内容。对于传统道德，有一个批判地继承的问题。那种“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君臣之义，“从一而终”为夫守节甚至殉节的夫妇之义，当然是为我们所不取的。广大民众在长期共同斗争、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义”，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则应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赋予新的内容。
说到底，“义”是一个有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人和集体、社会、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人不是孤立存在的。马克思早就说过，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类型的社会、国家都有自己的“义”。“义”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
见义勇为不应只是少数优秀分子的高尚品质，而且还应是对社会所有成员的一种要求。它是社会正气和良知的突出体现，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应有之意。
何怀宏（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我想，勇敢地救助别人往往发生在两种情况之下，一种是他人受到突然的自然伤害，如溺水、失火，一种是受到人为的恶意伤害。尤其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人站出来援助受害者，那么这个社会也就太没有正义和血性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碰到这样义不容辞的时候，我们自己或我们的亲人也有可能在某些时候遭受伤害，如果在这时候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行凶或者援助我们，那么这种伤害就会变成事实。也就是说，今天的冷眼旁观者很可能就是明天的直接受害者。如果让恶就这样蔓延开去，那这个社会就要崩溃。善恶的大是大非不容不辨，勇敢地站出来维护正义就是善，而恶意地伤害别人就是恶。
杨大文：从社会性质来看，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一个见义勇为精神高度发扬的社会，这种精神应当高于以往的一切时代。见义勇为，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生产关系；是对人际关系，个人与集体、社会、国家的关系的客观要求。维护国家利益，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共财产，保护他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益，都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应有之“义”。“义”之所在，就应当挺身而出，不能袖手旁观。
席殊（北京3S习字学校校长）：见义勇为最重要的意义是牺牲自己，伸张正义。在我们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尤其需要呼唤这样的精神。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中国要到下世纪成为世界强国，不仅应在经济上有突飞猛进的发展，更应在道德、精神上有所建树。从大处讲，这涉及到全民族的前途，从小处讲它关联及每一个人的安全和生存环境，我们每个公民都应具有正义感和责任感，有这样的公民意识。
当见义勇为从一种英雄行为转变为社会风尚时，我们会欣喜地发现：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营造一种新的生存空间。
张卫航（公安部刑侦局高级警官）：作为公安机关主管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业务部门，我们深深体会到打击犯罪离不开见义勇为。仅以今年全国开展的严打斗争为例，从4月20日至7月10日，人民群众扭送的违法犯罪分子就达2．3万多名，各地涌现出了许多见义勇为的感人事迹。
4月25日，浙江省宁波市地质招待所服务员在接待一名旅客登记住宿时，发现该人与一名查控的案犯相像，立即报告公安机关，从而抓获了流窜三省的重大案犯，破获一起公安机关久侦未破的案件。5月2日，平顶山市让河乡农民尹豫川作案后逃窜，村里群众闻讯自发组织起来，冒雨寻找一夜，将尹犯扭送公安机关。江西省吉水县文峰镇一村民不畏当地村霸邱阿宋“谁举报我就要砍下他的胳膊和大腿，将他的孩子丢进赣江”的猖狂叫嚣，主动协助公安机关及时抓获了这名重大盗窃犯。长春市的一位出租汽车司机与歹徒英勇搏斗，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一名抢劫银行储蓄所巨款的歹徒……
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我想，这些见义勇为者不仅用行动为维护社会治安作出了贡献，更用事实说明了只要群众团结起来，我们就能使我们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好。
倡导见义勇为精神不仅需要一种社会觉悟，需要社会从不同层面的关注认同，更需要一种社会机制，一种有力量的支撑和保障。
陆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见义勇为行为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首先它大都发生在公共场合，对群众和社会的影响和冲击力都很大；其次它是善与恶的面对面的较量，并且必须在社会活动领域里作出善恶、是非的判断与选择；第三，这种选择有很大的危险性；第四，往往在同一个公共场合有勇为者也有不勇为者。正因为有大批不勇为者的存在，因此勇为者更加难能可贵。这四个特点决定了见义勇为的特殊性，它需要我们对此作公正、坚决的支持，这种支持决不能单单停留在道义、舆论上，更应体现在社会机制和保障上。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正是为见义勇为者提供了一种支撑，它说明我们的社会已经不但有了一定的社会觉悟，并且已经将这种觉悟转化为一种现实的机制。
蒋先进（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常务副会长）：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成立三年来，在表彰奖励见义勇为先进人物，宣传他们的英雄事迹，为他们排忧解难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推动了见义勇为精神的发扬。基金会不仅集中奖励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充分发挥先进人物的社会效应，还组织了对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和公安、武警一、二级劳模生活情况的调查，对其中100余名家庭生活特别困难者，发放了数十万元补助金。此举带动了各地有关部门对见义勇为者的关心，对解除见义勇为者后顾之忧起到了促进作用。此外，基金会还对见义勇为立法问题进行了探讨和推动工作，对部分地区见义勇为立法情况进行调研并向全国各地有关基金会进行交流推荐，并通过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提出为见义勇为立法的建议，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和支持。
杨大文：我认为倡导见义勇为行为，克服见义不为的不良现象，关键在于建立法律机制。这种法律机制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激励机制，二是保障机制，三是制裁（惩罚）机制。对见义勇为的人，应当予以精神上、物质上的奖励。对因见义勇为而致伤、致残或蒙受财产损失的人，应当妥为治疗，予以抚恤、补偿。这些方面，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做了很多工作，如果有政府的参与，用立法的形式使之规范化、制度化，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认为尤应重视对见义不为的制裁。根据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根据现行宪法有关公民基本义务的规定的精神，见义勇为不仅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应尽的社会义务。在特定情况下，应为而不为，是一种以不作为的形式而出现的违法行为，予以必要的制裁在法理上是成立的。当然，这方面的立法要很慎重，要从实际出发。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一般公民、党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有不同的要求，对身负执法之责的人员更要从严。
张卫航：建立“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对见义勇为的模范人物给予褒扬和奖励，我认为这是一个开创性的社会公益事业。但是专政机关对见义勇为的行动则不仅要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要给予法律上的支持，在扶持和伸张正义的同时，狠狠打击邪气和犯罪。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给予见义勇为者以支持，才能唤起更多的群众加入见义勇为的行列，才更有利于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
见义勇为精神往往建立在一定的个人素质、个人觉悟上，完成于一种思慕英雄、追求崇高的文化氛围中。
陆建华：见义勇为问题，应该从多方面来理解，没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它关乎道德问题、心理问题以及个人素质等。我认为，这个问题至少涉及到两点：第一，对当事者个人来说，这首先是一个在特殊情境中做出什么样选择的问题，其中包含着像良心、道德感、勇敢这样的心理因素。第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见义勇为问题则是一个整个社会法制是不是健全、社会道德氛围是不是健康的问题。一个人在特殊情境下的行为选择，特别是在生死攸关的情境之下，有些选择不仅仅是道德或不道德的问题，其中有的是心理承受能力问题，有的是利益判断问题。所以，提倡见义勇为，不能简单地引申出对见义不为的道德谴责，而要多利用各种途径（包括利用各种已发生的街头“冷漠”事件）来帮助大家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和应对技巧，加强个人修养和素质教育。
张先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教授）：见义勇为是一种英雄行为。这种英雄行为产生的基础是优良的思想品德和个人素质，没有这个基础的英雄行为就没有根基。因此要从根上抓起，抓好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应提倡磨难教育，把义与勇的品质培养结合起来。当代少年儿童思想道德主流是好的，积极向上。但也存在着懒惰、懦弱、自私较为严重的道德缺陷。针对这些问题，近几年里，少先队开展了许多磨难教育活动，举办少年军校，到贫困山区“土留学”，办“吃苦夏令营”等。另外，还要重视体育。据我的了解，不少城市少年儿童对体育锻炼重视不够，成绩不佳。而体育能使人强健和勇敢。要培养义和勇，必须大力加强思想品德教育和体育，只重视智育不行。
见义勇为并非匹夫之勇。它需要一腔热血，也需要冷静和智慧，智勇双全，有勇有谋。
何怀宏：见义勇为并非匹夫之勇，常常需要有勇有谋，智勇双全。有一些标准需要区分，比如说，受害者所遭受的危害程度和紧迫性是不同的，见义勇为者所遭遇的危险程度也是不同的，遇到这些事的人们的责任连带关系也是不同的。在宣传舆论方面，应注重正面引导，群众不仅要有主持正义的一腔热血，也需要在应对时保持冷静并运用智慧。
张先翱：少年儿童尚未成人，是我们的保护对象，因此在向他们倡导见义勇为实践活动时要注意力所能及。要教育他们不仅要勇敢，还要机智灵活；不仅重目的，还要重视实际效果；要重思想教育，更要注重自护、他护的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1．3亿少先队员是见义勇为队伍最庞大的预备队，学校、家庭、社会都应关心、支持他们义和勇品质的从小培养！（附图片）
杨大文何怀宏张卫航席殊蒋先进陆建华张先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