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质朴·创造——长影的艺术追求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崇高·质朴·创造
——长影的艺术追求
朱晶
临近新世纪之门，长春电影制片厂跨越了自己生命的第五十个年头。1946年10月1日，党在兴山建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长影的前身）。从一定意义上说，长影的道路，是中国社会主义电影发展历程的缩影。如同一条奔腾的河流，有拓进的冲击，有阻遏的波折，有畅达的倾泻。在这里，长影显示了勃勃生机，同时也经历了种种困顿与考验。
市场经济活跃的社会转型期，推动着文化格局的调整。其中，最触目的变化之一，就是电视勃兴，电影归位。所谓电影归位，我理解有三层意思：一是从单纯的“阶级斗争工具”回归到视觉艺术的正常位置；二是改变国家“包下来”的经济条件，被移入文化市场，激活自身的商品价值；三是电影艺术本性的复归、开掘与发挥。
新时期以来，作为我国电影行业的老厂、大厂，长影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
70年代末80年代初，长影一度出现复兴景观。1982年至1984年的全国电影奖，长影共得政府奖十项，金鸡奖九项，百花奖四项。然而，情况很快发生变化。1986年至1988年，接连三年长影几乎在金鸡、百花奖榜上无名。尽管此时电影市场急剧陷入困境——1986年电影观众下降40亿人次，1987年发行142部影片，103部亏损，长影的通俗故事片仍然维持着一定的票房价值。进入90年代，长影在影片发行日益困难的条件下，先是在革命历史电影领域开风气之先，投拍《开国大典》、《重庆谈判》，现实题材的《蒋筑英》、《留村察看》也随之取得成功。而后推出《九香》。《九香》的意义，主要在于其平实格调的回归价值——它通过娓娓道来的普通农村母亲的故事，重现了长影现实主义的魅力。自中宣部组织评选“五个一工程”奖以来，长影连续四年获奖。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长影现象”：在中国社会主义电影初创期，长影雄踞主潮，创造了中国革命现实主义电影一批经典名片；进入社会主义改革的新时期，文化嬗变，长影首当其冲，体制、美学和片种结构——转换沉重，革新艰难；而思想转型、道德滑坡，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迫在眉睫之际，又是长影独树一帜，不忘社会主义电影的神圣使命，奏响“主旋律”，塑造中国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崇高形象。就是说，“长影现象”既暴露出老厂“船大掉头难”的危机，又显示着社会主义电影基地旺盛的生命力。
电影思维、电影法则、电影造型在电影构成中的作用绝不可低估。但是电影创作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统摄性的精神因素，我姑且称之为艺术精神。它体现于电影创作主体，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思想或意念，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创作方法，它也许更宏观或更内在，是融会着电影构思和银幕形象的主题基调、价值取向、审美品位与精神张力。
由于体制、文化和电影生成条件等多方面原因，50年来长影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成熟的艺术流派，然而，长影的艺术精神却鲜明而自觉，成为与大厂制片方式共生的特色，成为长影传统中核心的稳定的元素。
一、追求崇高与壮美
曾几何时，一些电影家声称自己的影片与时代无关，不追求什么，不评判什么，不介入政治。然而，一些电影家热心抓大题材，唱“主旋律”，甘当“时代精神”的号手。
谁崇高，谁平庸？英国艺术评论家罗斯金认为：“伟大的艺术与平庸的艺术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它们的处理的手法，或表现的风格，或题材的选择，等等，而主要在于绘画者一心一意努力奋斗的目标是否崇高……如果他能向世人揭示高尚的事物或激发起高尚的情操，那么，不论他采用了上面任何一种手法，他都同样是伟大的。”
电影亦然。《董存瑞》中的四虎子，从参军、成长到舍身炸敌堡，处处闪耀着英雄的真诚、英雄的崇高。而《重庆谈判》、《开国大典》所展现的国共两党的历史性决战，赞美毛泽东和他战友的大智大勇，更是树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立国安邦的崇高形象。德国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说：“一个国家的电影，总比其他艺术表现手段更直接地反映那个国家的精神面貌。”长影艺术家推重关心他人、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推重集体、阶级、国家、党的利益和价值，十分难能可贵。关键是电影艺术家要真诚，艺术表现要充分到位。仅有歌颂党歌颂英雄人物的良好愿望，准备不足，仓促上马，则可能达不到昭彰崇高的效果。
人们能够理解，表现革命战争英雄与共和国历史的情境需要壮美，表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攻难治险也需要壮美，长影的《黄河飞渡》、《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当年就确实产生过激动人心的力量。但是，要更广阔更丰富多彩地反映历史与现实，我们也需要多样化的情境和多样的美。
二、伸张正义与善良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伦理文化课题。
长影的影片通常并不缺乏鲜明的正义感。只需举出两个细节便可以说明：《平原游击队》，李向阳最后击毙日寇松井的子弹，就是日军打死同村小宝子的子弹，显然这是一颗复仇的正义的子弹；《上甘岭》，志愿军坑道里偶尔跑进一只松鼠，张连长和战士们欢欣鼓舞，对它爱护备至，透露出他们的善良与和平的天性。
正义是一种良知。正义感必然导致善。长影的战争片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具正义感、最富于人情味的电影，因为它表现的反抗基于一个勤劳、善良的古老民族所遭受的侵略与压迫的蹂躏之苦，是亿万中国农民失去了家园与土地后被迫的战斗。因而，对于长影艺术家来说，正义与非正义泾渭分明，但影片的暴力运用却相当节制。电影不但有责任在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性质上做出明确的政治抉择，而且应当在它所表现的一切领域对善与恶、美与丑、高尚与卑劣、纯洁与污浊做出自己的审美评价。
当然，建设时期题材的正义表现有新的特点和复杂性，长影除了《人到中年》、《新中国第一大案》、《痴男怨女与牛》对此稍作触及，其他影片甚少问津，批判性锋芒孱弱，痛苦色调不足。可见，在这个重要方位——长影的现实主义深化是大有余地的。
三、弘扬民族的精神与品格
一个迷失自己根性的民族，称不上伟大的民族；鄙薄自己民族气派的艺术，成不了伟大的艺术。回顾长影的民族影片，我们自然首先想到矗立着的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的一座座丰碑，想到坚持民族气节的《甲午风云》，想到称颂民族改革先贤的《谭嗣同》和讴歌民族治水英豪的《李冰》；我们还想到了色彩纷呈的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如《芦笙恋歌》（拉祜族）、《刘三姐》（壮族）、《五朵金花》（白族）、《神秘的旅伴》（瑶族）、《冰山上的来客》（塔吉克族）、《草原晨曲》（蒙族）、《景颇姑娘》（景颇族）、《丫丫》（藏族）、《甜女》（朝鲜族）等，尽管其艺术成就各不相同，但它们健康、鲜活的民族风情往往给人以深深的烙印，影片从历史到现实、农村到城市的广阔时空中掀开了各民族的新生面，展示了他们命运的变迁、心灵的觉醒、生活方式的更新，他们的勤劳、智慧、团结和豪放，切中当代人文与民族文化主题。
长影艺术家崇尚质朴，不逞锋芒，这造就了长影作品明快、清新、乐观的格调。可艺术上的敦厚有时也会削平思想的棱角。当年长影有的影片曾比较大胆地涉及人性与复杂人格问题，如《达吉和她的父亲》、《独立大队》，终因氛围的拘束，真情未能畅达，性格的层面未能得到充分揭示。
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分析过长影创作的弱点，这里略作重申：
比如缺少带叛逆色彩的性格形象；忽视人性与社会变异形成的生活复杂性；对风俗、文化的特异色彩刻画较少等等。
一个有着50年辉煌历史的大厂，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尤其是在打开眼界之后，世界电影对我们来说不再陌生，我们知道国际影业令人羡慕的进展，知道大量平庸低劣的影片充斥着国际市场，从而也知道了我们自己的位置和价值。
文化市场的喧嚣遮盖不了电影的美。漂亮的明星，豪华的场景，忧伤的故事，刺激的动作，皆曾勾起人们的昂奋与向往。然而，世俗梦幻或现代神话终究离不开精神的浸润。没有思想和激情，电影就失去了灵魂和光彩。因此，一个制片厂的艺术精神弥足珍贵，应当成为传统再生的活素。
所幸的是，长影正为自己的重新振兴积蓄着力量。党中央和吉林省委省政府给予长影很大的关怀与支持。长影在认识到体制改革紧迫性的同时，已经制订和开始实施“9550精品工程”。
这里我想再强调一下人的重要性。电影生产厂家的技术、资金由人来使用，体制、精品由人来创造。设备要更新，人尤其需要“更新”——不断提高人的素质，补充新生力量。
新一代长影人应当是能够理解传统、发扬传统和革新传统的人。他们不会忘记老一辈人走过的艰辛道路，他们不会忘记50年来每一位为长影埋头苦干、做出贡献的人，不论是大艺术家还是普通工人。而他们，从党委书记、厂长、制片人、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师，到照明、特技、剧务、服装师和场工，也都肯定能尽快强化自我，成为无愧于时代使命的新型的电影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