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人物形象的艺术创造——评大型历史剧《商鞅》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剧谭

　　对历史人物形象的艺术创造
——评大型历史剧《商鞅》
戴翊
上海青年话剧团最近演出的大型历史剧《商鞅》以充沛的激情和强烈的色彩表现古代伟大改革家商鞅的舞台形象，为历史人物形象的艺术创造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商鞅在西陲夷狄“诸侯不礼，天子不礼”的秦国实行变法，成效显著。在短短的１０年之中，国势日渐富强，又连年征战，扩大版图，雄视东方，威震六国，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商鞅的结局又是悲剧性的。他相秦１０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孝公死后，他即以“谋反”罪被车裂灭族。
把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搬上话剧舞台，是一个有相当难度的艺术创造。对于商鞅的史迹，史书固然有较为丰富的记载，但作为艺术形象则必须是艺术创造。
首先，编导以自己的全部经验和见解研究史籍，确定话剧对商鞅所要着重表现的自觉意志、秦国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商鞅同这个政治环境的关系，确定对商鞅的基本评价和对历史素材的选择。历史剧中商鞅最根本的性格特征在于他作为政治家的宏大抱负、远见卓识、在秦国实行变法的坚执意志和对秦国的赤胆忠诚。他当然还有刚愎自用、居功自傲和刻薄残忍的一面，但他同秦国政治环境冲突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前面说的那些自觉意志。他在少年时代为自己的不公平的命运对着天穹大呼：“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他对魏惠王的既不用他也不会杀他的准确估计，入秦后舌战百官，全力推行变法，乃至为了执法不惜对太傅公子虔等大臣显贵施酷刑，以及他为秦国的称霸天下鞍马劳顿，竭尽心智，都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上述自觉意志。这正是这位古代伟大改革家在编导心目中的形象。从史籍对商鞅变法及其显赫政绩的直接记载来看，编导的判断、对历史素材的选择和剧情的虚构，是有说服力的。
当然，商鞅的自觉意志和性格不是靠个别人的叙述包括商鞅自己的叙述来抽象地表现的，而是通过他与当时秦国政治环境的关系具体表现出来的。秦国的朝臣权贵就是这个政治环境的体现。商鞅要变法，当然会触动乃至损害这些朝臣权贵的利益，因而势必要引起反对乃至敌意，但其中的清醒者又会意识到变法给秦国带来的巨大利益，因而秦国的各种政治力量对商鞅变法所持的立场又是各不相同的。与主人公商鞅相比，虽然这些朝臣百官如太师公孙贾、五大夫甘龙、太傅公子虔等只占次要地位，但编导并不把他们当作可以随意使唤的木偶，而是对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性格特征同样进行深入的分析和个别的判断，使这些人物的政治面貌各不相同，而且个性鲜明。正是这正负力量的交叉，形成了复杂的人际网络和政治环境，商鞅也正是在同这形形色色自觉意志的碰撞和关系中，放射出性格的丰富光泽，富于真实感；而商鞅的命运和处境也是由这错综复杂、变化消长的政治力量的合力决定的。
同时，商鞅的性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编导显然把它作为一个流动的、有规律可寻的，并且随着客观情势的变化而发展深化的过程来表现。少年时代商鞅的人生价值观离不开他的母亲姬娘的熏陶，正如姬娘在商鞅死前所说：圣人以身殉天下，“五十二年，就已令山川易位，乾坤倒转。还不够吗？”于是“翻天覆地，倒转乾坤”就成了少年商鞅立下的抱负宏愿。他被公叔痤收养后，伴公子昂读书，“日习李悝之法，夜温吴起之术”，这又成为他养成经天纬地之才，形成一套变法大计的来源。他能够在秦国朝廷之上斩公子虔之足、黥公孙贾之面、削祝欢之须发，对违法的黎民更是杀人如麻，血染渭水，不仅出于铁的变法意志，“无私者必然无情”，也离不开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他不惜背上“奸诈”的恶名，用计赚杀魏公子昂，也还是为了秦军的胜利。而他越到后期越显得刚愎和骄奢，听不进良言忠告，逐渐众叛亲离，则与他的由于政绩显赫而看不到自己的弱点有关。可贵的是，他在处境已危如累卵的情势之下，并不以一己之身为重，激流勇退，而是不愿“龟缩于窟穴之中以求全身保命而置秦国大业于不顾”，这更显示了他对秦国变法的忠诚。由于编导把握其人生抱负和心理基础，故而能够有力地表现其人格的发展轨迹，不仅富于说服力，而且给观众留下的印象很深。
这部历史剧的缺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变法的实绩缺少渲染，主要只是通过人物之口来抽象评价而不是通过具体的舞台动作和情境来显示，缺少力量。其二，是对支持变法的力量显示不足，特别是秦孝公作为唯一全力支持变法的实权人物，其动作以及与商鞅的交流实在太少，这与一位有着雄才大略、改变了国家命运的君主形象不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