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一朵五月的鲜花 [复制链接]

第4版(副刊)
专栏：

奉献一朵五月的鲜花
荒煤
终于，在夏公离开一年多后，我向他奉献了一朵五月的鲜花：1996年5月20日，经过几年的酝酿、筹备，“中国夏衍电影学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议。会议选举了学会的正副会长、名誉顾问、顾问和理事等，通过了学会的《章程》和今后的工作安排。我担任会长，两位前电影局局长石方禹、滕进贤担任常务副会长。5月22日，学会又与电影局一起向80位电影界的老前辈、老领导、老制片厂厂长、老电影文学工作者颁授了“夏衍电影荣誉纪念”。三年多来经常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件大事总算落实了。我也终于可以告慰夏公——我没有辜负他的信任。
学会的筹备工作是从三年前开始进行的。然而，我最早萌发成立一个以夏公命名的电影文学基金会的念头，却还要早几年。
1993年春，我去看望夏公，对他谈了这个想法：成立一个夏衍电影文学基金会或夏衍电影文化研究中心。
夏公微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拍了拍我扶在椅边的一只手背，说道：“已经有人找我谈过这件事，但我没有同意，主要是不放心，怕他们只想搞些钱，却不能认真地做什么工作。你要搞，我就放心了。”
我很高兴得到了夏公的鼓励，就开始筹备起来，准备在夏公95华诞之际宣布成立筹委会。这个想法也得到了电影界、文学界的有关领导和老同志的赞成和支持。
不料，我却在1994年10月22日得了急性心肌梗塞症，住进了北京医院。我住在一楼病房，夏公那时住在四楼。我10月22日下午住进医院之后，便立即去看夏公，告诉他我也住院了。他还幽默地说了一句：
“‘夏陈路线’又会合了。”
我怎么会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诀别！
第二天，我的病情突然加重，卧床月余。之后，仅限于在室内从床边到书桌或卫生间活动。我还被医生警告，要严格控制自己的情绪，最忌心情激动——容易引起心绞痛。连为纪念夏公95诞辰暨从事革命文艺工作65周年，国务院向夏公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庆祝活动和颁授仪式就在四楼举行，医生还是不同意我去参加。
直到1995年2月7日举行夏公遗体告别仪式的前一天，老伴张昕才告诉我，夏公已经在昨天就远走了。她劝我要注意身体，适当控制自己，但要哭就索性哭出来，别闷在心里。
我眼泪直流，哽咽着……老伴离开我的房间后，我才不禁痛哭了一场。
第二天，我看了报纸、电视的报道。一连好几天，我感到一种难以诉说的悲痛。我也更加遗憾，“夏衍电影文学基金会”没能在夏公生前成立。
感谢张建勇、贺新创、严平几位同志的协助和夏公女儿沈宁的不断联系；特别感谢原来在深圳创办深圳影业公司、曾经得到夏公热情支持的郑会立同志，她用深圳“会立投资公司”的捐资作为注册资金。经过他们的努力，使各项筹备工作渐渐开展起来。最后，学会正式定名“中国夏衍电影学会”，于1995年9月3日由民政部批准登记。随后就开始筹备召开第一届理事会议的工作。
经过和电影界一些老同志反复研究，我提出了一个设想，在学会成立之后就向一批从30年代进步电影事业到新中国建国17年来的老电影编剧和电影文学编辑工作者颁发“夏衍电影荣誉纪念”。这既是纪念夏公长期从事和领导电影文学创作的光辉业绩，体现他一贯强调的“剧本剧本，一剧之本”的思想，也是对这些老电影文学工作者给中国电影所作的突出贡献的应有表彰。
对这些老电影工作者给予奖励，就是对以夏衍为代表的老一代电影工作者所创造的光辉历史的充分肯定和宣扬，是对他们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的继承、发扬、光大。我们学会今后还将继续把这项工作坚持下去，对导演、表演、摄影、作曲、理论研究等各专业有突出贡献的电影工作者颁发“夏衍电影荣誉纪念”奖励。
中国夏衍电影学会终于成立了。它正好面临一个很好的机遇：江泽民主席一再号召文艺创作要注意电影；中央有关部门颁布了“9550工程”计划，并一再要求电影“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提高质量，多出精品，繁荣创作。
在理事会议通过的学会今后工作计划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夏衍电影文学基金”，并设立“夏衍电影文学奖”，为发现和培养新的电影文学编剧人才做一些基础性的实际工作，尽一切力量积极团结、培养和扶植一批新的电影工作者迅速成长。希望它能充分发挥群众社团的学术和艺术作用，总结历史，面向现实，展望未来，努力促进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中国夏衍电影学会正式成立并与电影局举办了第一届“夏衍电影荣誉纪念”颁授大会，而且很快地由广电部主办的“夏衍电影文学奖”也拉开了序幕，这都表现了我们电影界的朋友们对夏公的真挚怀念。我们还将继续继承和发扬他所创建的中国电影的优良传统，弘扬主旋律，力求多样化，努力创作精品，走自己的道路，去迎接新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