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牛津学者的中国情结 [复制链接]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一位牛津学者的中国情结
李文政
冬日的一个上午，尼古拉·布宁博士从近百公里外的牛津大学风尘仆仆赶到伦敦，在笔者的寓所，谈起了哲学，谈起了中国，谈起了方兴未艾的中英哲学界的学术交流。从外表上看，这位５３岁的牛津学者，两鬓过早地染上了微霜，但他深沉、执著，具有无限追求的热力，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在中英哲学界学术交流的领域，他勤勤恳恳付出的艰辛，听来令人感动。
近２０年，布宁博士十访中国。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等方面合作，创办了中英暑期哲学学院，培养了二三百名研究西方哲学的中高级人才。近十年来，每年安排两名从事哲学教学或研究工作的中国学者来英国著名学府参加为期一年的学术交流活动。他既是每年举行的为时三个月的暑期哲学学院的热心组织者，又是学术讨论的积极参加者和活动经费的筹划人。布宁博士努力向英美著名学府推荐中国的哲学新人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在布宁推荐的人员中，有人已经做出引人注目的成绩，发表的哲学专著在国际哲学界引起注意。其间，布宁博士作了大量琐碎的日常组织联络工作。他在牛津大学的一位同事如此议论说：“布宁博士对英中学术交流所表现的热情，简直不可思议！他的办公室简直是社科院的免费办事处。中国方面的每封来信，他都亲自处理。有要求出国深造的，他帮助联系；有请求购书的，他买了寄去；中国有人来，他自己开车去接，帮助安排住处……一切分文不取，毫无怨言。”布宁博士对我说，每年大约有四五十位中国学者给他写信，为此，他每年要写上百封信，了解他们的学术研究方向，联系有关英美大学和其它有关学术机构，要至少找到一万英镑的赞助金。我问他何以对英中哲学界的学术交流如此尽心尽力。他回答很简略：“我对哲学、对中国都有很深厚的情感！中国要了解世界，世界也要了解中国。”布宁对我解释，他的夫人是他牛津的同学，是位菲律宾华人。对夫人的情感，增加了他对中国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情感，乃至中华文明的情感。当然，对妻子的最初恋情，也正始于对中华文明的一种渴望。
作为哲学家，布宁博士告诉我，他在研究西方哲学的同时，不断认识了中国古老哲学的魅力。中国哲学思想的深邃是吸引他致力于英中哲学交流的重要原动力。他以婚姻和家庭问题为例说明了自己的感受。１９９５年世界妇女大会前夕，他应中国方面的要求，在暑期哲学学院专题讨论妇女、婚姻和家庭等有关问题，并邀请世界妇女问题研究权威人士发表意见。布宁解释说，西方哲学侧重于理性思维，追求理性的完美，在实际上，比较注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但近几十年来，这种个人自由主义观念，越来越受到社会实际问题的挑战。特别反映在家庭、婚姻、犯罪等问题上，不少西方哲学家开始认识到中国哲学观念的现实意义。中国哲学侧重于实际，讲究以“仁”与“德”为基础的责任感，这对婚姻和家庭具有重要价值。而且这种“仁、德”责任感的引申，也可以成为社会正义的一种力量。布宁解释说，他讲的只是古典哲学的借鉴意义，没有人真的要复古，应在过去基础上再创造。
他认为，在哲学研究领域，中国古代哲学的确引起西方哲学界越来越大的兴趣。但真正懂得中国哲学的西方哲学家实在凤毛麟角。
布宁博士于７０年代末，在英国寻找懂得中国哲学、又在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他没能找到一个人。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中国。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协助下，于１９８７年与英国皇家哲学研究所一起在中国开办中英暑期哲学学院（１９９４年后，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加入，成为中英澳暑期哲学学院）。从那时起，学院先后开设的课程有“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科学的哲学”、“妇女问题与哲学”等。布宁博士告诉我，这些专题都由中方提出意见，由他出面邀请国际著名教授讲授或参加讨论。他认为，从选题也可以看出，中国哲学历来有崇尚实际的传统。另外，国际哲学研究发展的倾向也是注重哲学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结合。他说，如何成为一个城邦国家的“好公民”，是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最先提出讨论的政治哲学问题，也是一个相当实际的问题。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并不是没有共同点。布宁博士介绍说，１９９７年暑期哲学学院的专题是经济伦理学。他认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正处在一种转型期。在这一期间，经济管理体制在维护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进一步理解商业、伦理与法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用自己的行为体现社会正义的要求，无疑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需要提出来的哲学课题。
布宁博士于７０年代初在牛津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他当年的导师是国际闻名的赖尔教授，教授有《思维概念论》一书传世。近年来，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几乎成了布宁的“专业”，但他一直没有放下哲学方面的探索。长达８００余页的哲学专著《西方哲学导言》业已出版，为《世界现代哲学家辞典》编写的４０多位中国哲学家的介绍条目也已经付印。此外，他与牛津大学的余纪元博士合作，从１９９３年起，开始编写一部中英文西方哲学辞典，计划明年秋天完稿。辞典选择了古今西方哲学常用的约４０００个概念，用英文和中文两种文字进行解释，把中文译法规范化、明确化。这对中国的西方哲学教学与研究，对中西哲学交流，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