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世界走向和平——访中国核试验基地三任司令员 [复制链接]

第4版(要闻)
专栏：

让世界走向和平
——访中国核试验基地三任司令员
新华社记者曹智李大伟
1996年7月29日，将成为后世史学家研究世界和平史时不可或缺的一页——这一天，中国政府向世界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
作为中国核试验基地的第一任司令员，张蕴钰在北京寓所里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不已，赋诗一首：“光天化日，原子弹，电闪地震雷鸣。寰球世界，伫立听，中国音响声明。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日寇如狼虎。百年忍辱，天安门狮吼。备而不用持衡，防止核战争，保住和平。世人皆望。好环境，生产发展兴隆。诸国共识，原子弹无用，消此灾星。鞠躬尽瘁，净化大地晴空。”
32年前的10月16日，当张蕴钰在罗布泊畔托举原子弹的百米高塔上，手握那启动核爆炸的金钥匙的时候，心里想的就是：总有一天全世界能够全面禁止核试验并彻底销毁核武器。
回忆往昔的岁月，伟大的历史事件，壮阔的人生旅程，在张蕴钰简洁的话语中都变得像一缕烟、一片云，那样清淡，那样自然。
1958年9月的一个夜晚，已是兵团参谋长的张蕴钰从大连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轻轻敲开了陈赓大将的房门。就在这个月，中央批准成立国防科委。担任第一副主任的陈赓正协助聂荣臻元帅为国防尖端事业日夜运筹、调兵遣将。他平静地听完陈赓代表军委交给他的任务，平静地说了一个字：“行。”
张蕴钰知道，中国需要和平，但和平需要盾牌。
1949年8月29日，前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当时，新中国的领导人刚刚把国都选在北京；新生的中国正在医治战争的创伤，地球上的核军备竞赛已经愈演愈烈。面对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要在中国东北扔几颗原子弹”的露骨的核讹诈，新中国领导人在作出了加速发展常规武器的同时，也把目光瞄准了尖端武器。
从国防部大楼的那间办公室里走出，张蕴钰坚定地走向西北大漠，走向中国历史需要另起一行书写的最辉煌段落。
1958年的日历上，最大密度地记录着美苏两国核竞赛的曲线。这一年仅美国就进行了66次核试验，10月份竟多达23次。
与此同时，另一名军人张志善，后任我国核试验基地的第四任司令员，正带领一班人马在广袤的大戈壁里为核试验场勘探定点。
住帐篷，斗酷暑，战严寒，他们经受的困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三十多年后的现在，当记者问起当年的艰苦生活时，张志善却微微一笑：“怎么个艰苦，我说不出。那时候，我们对生活是不介意的，看到孔雀河，能喝到苦水也觉得很不错；住帐篷，也比长征强多了，至少没有敌人飞机大炮轰炸吧。当时对个人的考虑都被雄心壮志淹没了，旺盛的情绪压倒了一切艰辛。”
就是靠这种精神，在死亡之海，他们扯起了生命的风帆，为年轻的共和国架设起了分娩和平盾牌的产床。
1964年后，导弹核武器试验、氢弹试验、地下核试验成功的消息便不断从这渺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中传出。
谈起核试验，张志善说，有一个人不能不写，那就是周恩来总理。他一生为禁止核试验销毁核武器发表了多次声明。
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的几天，周恩来总理就把张爱萍、刘西尧等找去，询问河西走廊上空有没有放射性烟云，如果有，剂量是多少；询问进入罗布泊沾染区进行侦察、回收、取样、测量的1000人情况怎么样。总理指示：“要进一步加强以后核试验中场外放射性沉降物的监测工作。”
正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我国早在1964年，就考虑到核试验从大气层转向地下发展的趋势，制定了平洞、竖井试验场的各种方案。正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国家卫生部1975年组织大批医务工作者对敦煌、酒泉等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居民健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进行有限的核试验至今没有发现对居民健康有不利的影响。卫生部的实测数据还表明，全球性的放射性污染，主要是由于美苏进行核爆引起的。他们两家造成的核污染占总污染量的90％以上。
60年代，一次核试验前，投弹飞机正在准备起飞。国务院的会议厅里，周恩来总理仔细询问了核爆炸云的走向，当他确信放射性烟云的下风不可能到达某国上空时，他才批准了核爆炸试验。
浓重的历史感和忧患意识始终交织在中国核爆炸的声响里……
1986年，国际和平年。这年春天，中国政府宣布：中国已多年未进行大气层核试验，今后也将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秋天，人们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中心竖起一块花岗岩石纪念碑。
蘑菇云从罗布泊上空消失了。大漠深处，当年大气层核试验的指挥部变成一堆废墟，驻扎过试验大军的营盘成了黄羊的乐园。
回眸过去的岁月，核试验基地的第六任司令员钱绍钧感慨良多。这位当年北京大学的高材生，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新中国的核事业。他说，“当初，我们研制原子弹是为了铸造和平盾牌，这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国际责任。现在世界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世纪末最大的挑战是经济和科技的挑战”。
国防科技工业最先感受到现实涌来的时代大潮。长期处于神秘状态的核技术揭开面纱，和船舶、航空、航天工业一样走向民间。
作为人民解放军中少有的科学家司令员，钱绍钧对和平利用核能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他说，核电的光明走进寻常百姓家是核技术军转民的重头戏。中国已形成从核电设计、科研、试验及各种大型设备加工制造、施工、安装、调试等完整的核电体系。核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每年为国家增产粮食40亿公斤。核技术应用于医学，也在中国得到发展，现在全国每年接受核医学科治疗的病人达400万人次。
有人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果当初我们不搞原子弹、导弹，而把那些人力、物力用来建造高层公寓和立交桥，用来制造微型汽车和家用电器，岂不更好？
“这当然是美好的愿望。”钱绍钧说，“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卫星、火箭，我们能有今天的地位吗？我们能有这样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来搞社会主义建设吗”？
是的，昨天，为了让自己的国土不再燃烧起圆明园的烈火，不再响起南京大屠杀的枪声，我们铸造起和平盾牌；今天，为早日实现最终消除核武器的崇高目标，我们向世界宣告：暂停核试验。
张蕴钰，这位中国核试验基地的元老，当他又一次来到留有他足迹的罗布泊，来到原子弹爆心时，他感慨万千。
在焦黄的漠土上，看着当年托举起原子弹的铁塔，被高温熔化后留下的像恐龙化石似的残骸，他流着泪，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如果说中国的核试验如同在地球的肌肤上种下了一颗牛痘——它阻止了核战争的到来，那么现在该是让战争走下台阶，让世界走向和平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