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反思话水利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灾后反思话水利
新华社记者　李尚志　焦然　鹿永建
波涛汹涌的长江洪水驯服地东流入海了，动地而来的黄河洪峰消融在渤海之中，珠江、淮河、海河，这些河流今年大闹一场之后，渐次消歇了。尽管台风还不时从太平洋扑向我国的一些沿海地区，但已属强弩之末。
今年是中国90年代第四个洪涝重灾之年。去冬北方的大旱时间一直延伸到今年春夏之交，黄河断流达133天。江河水患紧接着就汹涌而至：长江支流沅江、资水发生历史最高水位的大洪峰，洞庭湖和长江中下游一度险象环生，珠江支流柳江出现本世纪最大洪水，海河的三条支流骤发1963年之后的最大洪水，黄河下游涌现前所未有的高水位，一些中小河流也相继洪水肆虐，一时间全国半数以上的省市自治区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
灾情牵动着中国领导者的心。江泽民总书记主持会议研究防洪和救灾，李鹏总理奔赴湖南灾区实地察看灾情、慰问灾民，国务院副总理、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姜春云到灾区现场办公，水利部长钮茂生南来北往，调度防洪大军。经过广大军民顽强的奋战，我们终于保住了一批重要城市，保住了大江大河的干堤和重要的交通运输线，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效地减轻了灾害损失，夺取了今年防汛抗灾的重大胜利。目前，灾区形势稳定，全国农业丰收已成定局，京九大动脉顺利开通，祖国的建设在重灾之年又有新发展。
但是，我们也又一次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连年的大水灾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刻反思：中国的水利建设何时能保障我们创造的财富不被洪水吞噬？这的确到了痛下决心，重新调整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水利建设关系的时候了。
水旱灾害频繁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
中国是个水旱灾害频繁的国家，这是中国的地理条件所决定的。所以，从古到今，水利建设都是中国一项重要事业。
中国处于欧亚大陆的东部，在太平洋的季风影响之下，是个季风国家，处于世界气候的异常脆弱带，冬夏季风的交替活动及其不稳定性，造成中国大部分地区降水季节分布不均，东中西部空间差异明显。青藏高原又挡住了印度洋对于中国内陆地区气候的调节。降水时空分布的不均，使水旱灾害成了中国的“家常便饭”。
中国每年冬季前后，北风不断，控制北方且侵袭南方，造成晴冷和干燥；夏季前后南风笼罩沿海和南方，又时常挺进北方和内陆，带来湿润和降雨。所以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集中在夏季前后的几个月里，雨水量多且集中，往往会造成时多时少的水患，北方又几乎每年都有春旱。
中国的地形加剧了季风气候带来的水旱灾害。中国西高东低呈阶梯分布，大江大河多发源于西部高原而东流入海，一旦发生大范围降雨，上中游高处的雨水迅速向下游压来，而下游是经济发达的、城市和人口密集的平原地带。平原地区水流缓慢，易涝难排，造成一次又一次水灾。
翻开中国历史，人们会看到一部水旱灾害史。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每一次大的水旱灾害的发生，几乎都带来“人为鱼鳖”、“赤地千里”、“灾民遍野”的惨剧。仅以长江为例，据史料记载，汉朝以来的2000多年中，长江中下游发生较大洪水200多次，其中1860年和1870年两次特大洪水，冲开了荆江南岸堤防，死人不计其数。1931年的长江大洪水，武汉、南京被淹，死亡14．5万人，4年之后，长江洪水再度逞威，淹死14．2万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4年，长江流域发生本世纪最大的洪水，虽然三次启用荆江分洪工程，长江和汉江干堤仍有64处决口，党和政府全力以赴，最大限度减少了人员伤亡，但造成的损失仍然是严重的，京广铁路100天不能正常通车。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创造史，就是中国人面对严峻的自然条件，在与水旱等灾害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历史。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水环境污染又成为一种新的水患。
水少了，水多了，水脏了，这三个水的问题同时存在，这就是当代每个中国人必须具备的水的忧患意识。
党的三代领导人高度重视水利建设
新中国的领导人对中国的水情都有深刻的认识，无不把江河防洪和人民的安危时刻放在心上。
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淮河发生水灾，毛泽东主席看到电报上“不少是全村沉没”的字样，当即流下了眼泪，此后两个月他就治理淮河作了四次批示，部署大规模治理淮河。他作为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出京视察，就来到了历史上屡次决口的黄河岸边，了解这里的防洪情况，并说出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心声：“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后来又发出号召：“一定要根治海河”，足见对于江河安危的重视。他关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论断指导着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的进行。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对于长江、黄河等的防洪问题经常亲自过问，祖国各大江河流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当时的大型水利工程大都凝聚着他的心血。
长江三峡工程是一项对于长江中下游防洪保安意义重大的大型工程，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来到长江三峡，鼓励大家“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为长江三峡初步论证提供了巨大动力。他倡导的小水电建设如今已硕果累累，为山区脱贫致富插上翅膀。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水利和防洪的认识不断深化。1989年夏季，江泽民同志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就冒雨来到湖北长江大堤上，视察防汛情况。1990年，江泽民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在考虑‘八五’计划时，要认真研究一下水的问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应该未雨绸缪。”这些远见卓识的话，在1991年的大水之前就已经说出来了，但今天听来仍如黄钟大吕，不同凡响。
1991年、1994年、1995年和今年中国连续发生水灾，江泽民总书记一次又一次不辞辛劳来到灾区，看望、慰问灾区群众，指导抗洪救灾，鼓舞灾区人民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灾害，取得社会主义建设新的胜利。
1991年7月，安徽省在遭受淮河大水之际，江泽民总书记亲临灾区视察。面对奋战在抗洪抢险第一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官兵，他勉励大家要发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振奋精神，加强领导，团结协作，战胜灾害。11月，他再次来到灾后的安徽视察。当看到水利工地上成千上万的淮河儿女，正在打一场治淮的人民战争，他感到十分高兴，并对随行的安徽省负责同志提出要求，一定要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把水利建设摆上应有的地位，努力避免或降低洪灾损失。
1995年，中国又一次遭受大水灾，党中央在讨论“九五”计划和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远景目标规划时，吸取1991年、1994年和1995年大水灾给中国带来的教训，决定进一步提高水利建设的地位，将水利置于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首要地位。
今年1月17日，江泽民总书记来到中国气象局，对气象工作者说：“看来经济越发展，气象灾害越容易造成大的损失”，“气象预报是否准确关系到经济建设，关系到社会安定，人民群众关心，党中央、国务院关心”。他还语重心长地指出：“我国的农业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发展农业离不开气象，气象为农业服务大有可为”。这些实事求是、入情入理的话，是我们与自然灾害作斗争时应时刻牢记的。
国务院总理李鹏早在1990年7月19日听取水利部关于“八五”计划汇报时就明确指出：“水利要作为基础产业在‘八五’计划中加以体现，这样，水利的地位就提高了”。
1994年，国务院在当年的大灾之后，召开全国水利工作会议，李鹏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指出：水利不仅是农业的命脉，而且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各地对水利建设力度还很不够。今年他在河北省视察灾情时，更加具体地指出，我们在今年这样一次大水之后要反思一下，要真正解决如何加强水利建设的问题。
治水，必须顺天道以抗天灾
中国治水史上，有过“堵”和“疏”两种策略。相传史前的鲧，用“堵”的方法治水，效果不大，水患连年。其子大禹，继承父志，用疏导的方法治水，把洪水排入海中，成为治水的圣手。后来的治水者发现，一味疏导，对干旱就无可奈何，堵和疏须因时因地而为，不可偏废。水旱灾多发的中国，杰出的治水者代代涌现，诸如秦朝时的李冰父子、宋朝的范仲淹、元代的郭守敬，均有自己的建树，为华夏大地不断积累治水的经验和智慧。但是，经济在发展，人口在增加，人与环境的关系日趋紧张，中国在治水上面临的问题也更多更复杂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水利建设取得辉煌成就，历史上曾三年两决口的黄河47年来伏秋大汛未出现决口。90年代这几次大水灾，其损失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成正比增大，但社会安定，人民生命得到保障。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今日中国，治水的难度越来越大了。中国有12亿人口，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密度之高，更是居世界前列。由于不重视人与环境的和睦相处，人与水争地的问题日益突出，某种意义上犯了鲧的毛病，堵住了洪水的出路，一次又一次使小水带来大灾。
不少地方用围湖围河的方法增加土地，渐渐造成洪水来了无处容身的地步。新中国40多年里，全国被开垦的湖泊至少有2000多万亩，减少蓄洪容量350多亿立方米。仅以洞庭湖为例，它的大小号称八百里，是长江洪水的重要调蓄地，但围垦使之缩小了1／3面积，严重影响了调蓄长江洪水的能力。
山区过度开垦造成水土流失，大量泥沙进入河道湖泊，使河床抬高湖泊变浅，更加重了治水难度。仅黄河每年就有4亿吨泥沙淤积在河道内，而长江的泥沙含量也在增加。
今年黄河花园口的流量只有7800立方米每秒，但水位却比1958年22300立方米每秒还高近一米。下游的高水位洪水由于滩地高秆作物阻水，一个小时才走一公里，还不如常人走得快，加剧了险情。今年洞庭湖水量不是最大的，水位却突破了历史纪录。这一切都是我们违背自然规律的结果。
由于家底薄，人口多，水利工程建设本身也严重滞后，带来防洪工程标准低，抗灾能力差。大江大河大湖的防洪工程一般只能防御20—30年一遇的洪水，长江中下游干流的防洪标准则为10—20年一遇，多数中小河流一般只能防御小洪水，来了中等洪水就泛滥成灾。
作为全国防洪重点的600多座城市，70％的城市防洪标准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其中70多座城市没有任何防洪工程，广西梧州、柳州90年代已是连年大水连年进水。
现有水利工程由于年久失修老化，防洪中出现的险情越来越多，本来不高的防洪标准进一步降低。今年长江主要堤防出险2800多处，湖北洪湖江堤和安徽东至县的险情和黄河的某些险工险段，差一点酿成大祸。海河水系的防洪标准已由设计的50年一遇下降到20年一遇。全国有1／4的大中型水库、2／5的小型水库带病运行。而一座有隐患的水库，无异于一把悬在下游人民头上的利剑，一旦垮坝失事将造成毁灭性灾害。
由此看来，河道治理既要加高加固堤防，又要清淤除障。现在，这两方面做得都不够，原因就在于没有把水利建设真正摆到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首要地位上来。
宁肯少上一些工业和其他项目，
也要多搞一些水利工程
水患是中华民族心腹之患，江河集中的地区，不管建设搞得多好，如果不重视水利，就有可能被一场大水冲个精光。但为什么尽管中央三令五申，水利建设的速度和力度却总是跟不上经济发展和防洪保安的需要呢？很大程度上在于水利工程基本上是社会公益事业，直接的投入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所以，一些地方对水利的重视往往流于文件和口号。但今年的水灾表明，决不能再让这种只顾眼前、不管长远，只顾局部、不管全局，鼠目寸光的状况继续下去了。
大灾之后要进行反思，反思的核心内容就是结合本地实际，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把水利置于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建设首位的战略决策上来。能源、交通、通信事业这几年发展都很快，摩天大楼更如雨后春笋。处于基础设施首位的水利建设没有任何理由落后。各级领导在思想上必须明确这一点。
思想转变还必须落实到行动上，这就是要加大对水利的投入，并形成足够规模、行之有效的投资渠道。据了解，中央已决定增加对水利的投入，但光靠这一方面是不够的。水利建设是为全社会服务的，必须国家、地方、集体、个人一起上，必须全社会办水利，才合情合理，才真正奏效。
《农业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各级政府必须建立水利建设基金，看来这是长期稳定地增加水利投入的必由之路。水利基金的建立，应该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筹集。此外，应引进市场机制，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为水利基金开辟新的渠道。比如，处于江河堤防保护之下的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就必须负担一定的防洪保安经费；水利工程供水必须尊重水的商品属性，水费水价收入中的增加部分也可以用于维持水利工程良性运行，等等，办法还很多。
加快水利建设速度，增加水利投入力度，必须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城市防洪尤其如此。凡有洪水威胁的城市必须设防，城市防洪必须列入城市总体规划，并把防洪设施的建设落到实处，在短期内使城市防洪能力有较大提高。
加大水利投入，必须划分事权，分级负责。大江大河的治理，主要由中央负责。中小河流的治理，以地方投入为主。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则主要依靠农民群众投资投劳。也要按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发动社会上各种力量办水利，还要广泛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为我所用。总之，在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统一规划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形成合力，有条不紊地把水利搞上去。
我国水利建设欠帐太多，加上水利工程多是投资大、周期长的项目，因此必须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切忌大灾之后大建设，小灾之后小建设，没有水灾就把水利放在一边的短期行为。
反思之后重在落实
有一位长期从事水利和防洪指挥调度的专家沉重地说，今年的水灾表明，我国水利建设欠帐太多，即便从现在做起，水利建设的投入到位了，近期内小水成大灾的局面还会重现。这就道破了我国的水利建设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怎么办，只有立即行动起来！
水利部长钮茂生透露，针对我国江河湖泊淤积严重的问题，国家将启动“百船计划”：引进和制造100条大型挖泥船，驶入黄河、洞庭湖等大江大河大湖淤积严重的关键部位进行长年的清淤，目前已有两条船在洞庭湖里轰鸣，还有6条船不日驶入洞庭湖。
各级地方政府也要组织力量抓紧对中小河流进行清淤。大小结合，长期坚持，就可以还洪水以容身之地和畅通的出路，减轻洪水对于堤防的压力和城乡的威胁。
在国务院农田水利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之后，各地已行动起来，积极组织冬春水利建设工程的实施。各级水利部门也要积极着手进行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加强防洪骨干工程建设，抓紧水毁工程的修复和病险水利工程的除险加固，狠抓农田排灌设施建设，下大力气搞水土保持和节水灌溉。
主管部门正在研究制订《防洪法》，对于那些未能负起防洪建设责任的个人，要依法进行追究，绝不能不了了之。
为了尽快建立稳定的水利投入机制，有关部门和专家正加紧研究，集思广益，准备出台加强水利投入的具体政策和办法。完全可以相信，通过对洪涝灾害的反思，人们的水患意识必将进一步增强，一个更加重视水利建设的新局面正在向我们走来。
但是，要真正提高中国人抗御水旱等自然灾害的能力，这些只是漫长进程的一个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