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的呼唤——中国“绿色证书工程”侧记 [复制链接]

第10版(科技园地)
专栏：

田野的呼唤
——中国“绿色证书工程”侧记
彭铁元
千百年来，在以农耕为主的中华古国，种地似乎已成为农民的本能。在80年代初，如果有人说农民种地也要领技能证书的话，黄土地上那些质朴的弟兄也许要笑掉大牙。可就是在十几年后的1995年底，“绿色证书工程”已在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800个县展开，200多万农民领到了种植、畜牧、兽医、水产、农机管理、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农村能源、农业能源、农业环保、林业及农田水利等专业的“绿色证书”。在自己的土地上领一张“绿卡”，已经成了今日中国农村的热门话题。
1988年4月，在技术性强、经济效益好、农民承包积极性高的果树承包中，北京大兴县政府亮出新招：凡承包果树者，必须经过培训、考核，取得技术许可证后，方有承包资格。两年后，116名学员经过284学时理论与实际操作的学习，领取了县政府颁发的“果树承包许可证”。这就是中华大地上涌现的第一批“绿色证书”。
1990年4月，“绿色证书”制度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绿色证书”实际上就是农民技术资格证书，是农民达到从事某项工作岗位规范要求具备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后，经当地政府认可的从业资格凭证。这一制度并非中国人的创造。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从农业生产向工程化迈进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就普遍把实行“绿色证书”制度作为一项重大国策，以确保农业劳动者的业务素质。
在我国，农村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普遍偏低，这已成为制约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瓶颈。在4．6亿农林牧渔业劳动力中，文盲和半文盲竟有1亿人之多，每年虽然有600万初、高中毕业生回乡务农，但他们不是文盲却是农盲。他们在学校里未受过任何专业训练，被老一代农民称为“种地不如老子、做饭不如嫂子”，很难为农业生产带来新的生机。
“绿色证书工程”的实施，改变了由科学文化素质落后者管理农业生产的状况。目前，大多数“绿色证书工程”试点县明确规定：只有取得“绿色证书”，才有资格承包规模经营，才有资格选聘为农技人员和村干部。同时，“绿色证书”教育充分结合生产实际和脱贫致富，对农民“一业一训”，围绕一项产业，交给农民一套技术，让农民学得着、用得上，农民学科学、用科学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从“要我学”到“我要学”，效果自然大不相同。
广西兴安县司门村农民张盛格为了致富学“绿证”，老两口卖掉棺材，并把儿子办喜事的钱拿来办养牛场，两年彻底脱贫。河北兴隆县到1992年底，从“绿色证书”学员中选任了743名村干部，改善了农村基层干部的素质结构，形成了一支带领农民奔小康的基层科技领导力量。吉林省通过实施“绿色证书”制度，四年间畜牧业总产值增长了41％，结束了从省外调肉的历史……
“绿色证书工程”正悄悄在中国土地上掀起一场革命。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科技成果应用率的提高，正极大地推动着农村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它昭示着中国农业充满希望的未来。
1996年6月，全国“绿色证书”工作会议在广西召开。当“绿证”工作者到全州县参观时，一位老农挑着一担蔬菜和鲜花，从30多里外的山区赶到现场。他对会议代表们说：“这些菜和花是我学‘绿证’的收获。我把它送给你们，谢谢你们给农民指引了一条致富路。”
（附图片）
广州市明兴蔬菜基地采用无土栽培技术种植无公害蔬菜。
新华社记者　刘玉生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