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红军大学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学作品)
专栏：

长征中的红军大学
李岱
1935年6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的夹金山胜利会师。在《八一宣言》指引下，为保存和培训军、政干部，提高各级干部的军事政治水平，以便适应抗日救国战争的需要，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应时而生，于1935年11月底在草地松岗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成立，校长由当时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担任。
“红大”成立之初，校领导机构只有一个负责行军、宿营、伙食生活管理的行政科（后改为供给科），由校参谋长张宗逊负责，同时调来了原九军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同志任校政治部主任。在学生方面，开始只有一个高级指挥科由部队抽调下来的在职军、师两级干部20余人组成。后来，又集结了团、营两级军政干部300多人，分别组成了上级政治科和上级指挥科两个队。随着学校的扩大，相应地又增设了供应科、卫生科和警卫连。各科（队）班、排的行政组织和党支部、党小组也同时建立起来。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红大”奉命沿金川西岸随军经丹巴县东渡大金川，翻越夹金山（大雪山）南下，在芦山地区的黄岩坝驻了下来，开始按教育计划学习。
被调入“红大”学习的每一位学生都无比地自豪，正如一些老红军回忆时所说：“在那食不果腹、衣难蔽体、几百里内荒无人烟的雪山草地上，我们这些穷苦农民出身的黄泥巴脚杆，一个大字不识的粗手粗脚的大老粗和地主老财的放牛娃，有机会进‘红大’学习，真是梦想不到的幸福。那时我们既学文化，又学军事、政治知识，自始至终，大家都热情万丈，学到了许多丰富的知识。”
为了配合教育和宣传，“红大”学生利用军事、政治学习的业余时间创办了墙报——《战火》，墙报内容都是大家学习、生活与思想的反映，大家都喜欢看，写稿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在红岩坝时，“红大”校部还创办了《红炉》校刊，刘伯承同志亲自书写刊头并题词。题词大意是说：我们学校就是一个“红炉”，我们学习军事、政治、文化，以及向一切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克服一切困难，就要在这个“红炉”中来锻炼。坚强的革命意志就是在通红的炉火中锻炼出来的。
1936年3月初，“红大”奉命撤出红岩坝，再次翻越夹金山进驻丹巴西北革什扎河的红光、大嗓，然后沿河而上，翻越了海拔5470米的党岭雪山，经道孚进驻炉霍。
“红大”进驻炉霍后，又继续招收军、师两级干部。这时，“红大”学员连同校部领导机构共约1500人，与总部同驻炉霍庙内。
在炉霍期间，《红炉》校刊办得十分活跃。刘伯承同志不但号召全体学员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他还亲自为校刊撰写稿件。“红大”一边教学，一边举行各种学习比赛和表演，方式方法和内容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在炉霍期间，是“红大”的黄金时代。
炉霍地处草地，气候恶劣，经济条件很差，粮食被服奇缺，为了解决缺衣问题，整个部队在朱总司令的发动下，普遍学习打毛衣、毛裤、毛袜等各种防寒毛织品。并且向当地少数民族学习烧牛粪，解决烧柴问题。这一切，为“红大”克服生活上的许多困难起了不小的作用。
从1936年3月下旬到8月初离开炉霍继续长征北上，经过艰难跋涉和浴血奋战，“红大”终于同部队一道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胜利通过草地，于9月下旬翻越了天险腊子口。
“红大”自8月初由炉霍北上，经过草地到陕北与一、二、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会师，这期间，由于当时的险恶环境，根本不可能进行有计划的教育了。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与饥饿、疲劳、疾病作斗争。“红大”的学员们在这个特殊的“红炉”中经受了千锤百炼，并成长为我党我军的中坚力量。
“红大”进驻洪德城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副主席就代表党中央来看望和慰问“红大”全校干部和学员。周副主席在当晚“红大”举行的全校大会上，对长征的胜利进行了高度的肯定和评价，称“长征是我们党的胜利，是全中国人民的大胜利！”，并对“红大”师生卓有成效的教育学习、艰苦卓绝的战斗经历、不屈不挠的大无畏革命精神，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赞扬。他号召大家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准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周副主席的讲话，使“红大”师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红大”的创办，正值红军长征最艰难的日子，在环境极为险恶、战斗极其频繁的情况下，“红大”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了重重困难，为党和红军培养了3000多名干部，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们成长为我党我军的精华。建国后的许多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都是“红大”培养出来的学生。
历史随风去，但红军大学是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的一面光辉旗帜，“红大”和“红大精神”将永远放射着光芒。
（作者单位：成都军区政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