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路漫漫 [复制链接]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社会广角

巴尔干的历史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中延续。在这块不平静的土地上，“回家”这个温馨的字眼竟也变得如此苦涩难言……
回家路漫漫
吕岩松
本报驻贝尔格莱德记者站老房东娜达的家乡在克罗地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乌斯塔沙分子与德国法西斯沆瀣一气，大肆屠杀塞尔维亚族居民。当时还是小姑娘的娜达和母亲一起逃到了贝尔格莱德，再也没有回去。离家时系在屋檐下的那根红头绳成了娜达几十年来永恒的梦。几天前，老房东在街头巧遇同乡——一位在前南战争中逃到这里的塞尔维亚族难民。唏嘘良久，老人的声音才恢复了平静。“我妈妈是个聪明人，就是沦落在街头她也不带我回家。不然的话，我的孩子们这次又成了难民。”
回到梦绕情牵的家园，还是在本民族控制区白手起家？这不仅是半个世纪前老房东的母亲曾面对的难题，更是今天200多万波黑难民痛苦的抉择。
阿利亚·奥楚日是记者在萨拉热窝采访时结识的一位穆斯林。他今年57岁。波黑战争爆发前，奥楚日一直生活在索科拉兹（现位于塞尔维亚共和国境内）。他对记者说：“我在索科拉兹开了35年公共汽车，那里的每一条街道我闭着眼睛都能叫得出名字。我开车什么人都拉，从未注意过谁是穆斯林，谁是塞尔维亚人。可做梦也没想到战争爆发后，不同民族的好朋友会相互残杀。”1992年夏天，奥楚日一家逃到萨拉热窝，至今已在难民营生活了4年多，用他自己的话说，最大的痛苦不是生活的艰辛，而是心灵的煎熬。索科拉兹有他亲手建造的住宅，有他侍弄了十几年的苹果树。尽管萨拉热窝是穆斯林的天下，可他还是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谈到回家，奥楚日激动得脸都涨红了，“索科拉兹距萨拉热窝不过几十公里，我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去。可我实在是不敢，想起战争时的情景我就心颤。”
9月14日波黑大选这天，奥楚日和老伴在联合国警察的护送下终于回到了家乡。由于投票站与他们的家隔了两条街，两位老人没能看上一眼自己的老屋。回到萨拉热窝，奥楚日给记者写了两个地址：一个是他真正的家，一个是难民营。他恳求记者有机会到索科拉兹看一眼那个有苹果树的院子是不是有了新主人。
波多琳卡是记者在小镇帕莱遇到的另一位波黑难民。生活的磨难使这位35岁的塞尔维亚妇女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出十多岁。大选这天，她搭记者的车去萨拉热窝市郊塞控区投票。汽车在盘山公路上缓慢地行驶着，弹坑一个接一个，想绕都绕不过去。放眼窗外，只见公路旁是战争时塞族军队修建的工事，被打烂的武器和车辆仍旧胡乱堆放在那里。睹物生情，波多琳卡低声啜泣着向记者叙说了自己的不幸经历。战前她家住在萨拉热窝新城区的奈扎里奇，代顿协议将这个地方划归了穆斯林。今年2月23日她最后看了一眼丈夫的墓（他在战争中被打死），把家门一锁，一手拉着一个孩子沿着这条路逃到了帕莱。现在两个孩子在小镇一所学校上学，波多琳卡找不到活干只好呆在家中。孤儿寡母仅靠120第纳尔（约合二十几个美元）的抚恤金维持生活。
波多琳卡的投票站设在一座布满枪眼的楼房里，数百米远的一条马路就是塞尔维亚共和国与穆克联邦的分界线。虽然代顿协议规定双方居民往来自由，但马路上冷冷清清的，只有荷枪实弹的多国维持和平部队士兵来回巡逻。望着马路对面，波多琳卡泪流满面，她指着一座房屋告诉记者那就是她的家。谈及今后的打算，波多琳卡斩钉截铁地说：“为了孩子，我再也不会到马路对面去了。”
波黑难民几乎占人口总数的一半，安置工作一直是和平进程中最为薄弱的一环。两个实体内的强硬民族主义势力蓄意制造障碍，这不仅增加了难民返家的现实困难，而且加深了他们在异族控制区生活的恐惧心理。而国际社会在此问题上似乎也有些左右为难：急于恢复战前民族混居状况有可能引发新的冲突；认可民族割据现状则不利于波黑的真正统一。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回家”仍将是波黑难民苦涩难言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