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壮举历史的启示——写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人类的壮举历史的启示
——写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
徐信
发生在60年前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气壮山河的伟大历史壮举；是中国革命史上生死攸关、惊心动魄的伟大历史转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伟大历史史诗。
站在60年后的世纪之交，回顾20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史上的那个伟大历史事件，她给我们什么样的历史启示呢？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
红军长征中，敌情异常严重，行军和作战十分紧张，斗争和生活极其艰苦，所过之地又多系偏僻山区，经济文化落后，民族隔阂很深。因此，红军衣食无着，枪弹不继，兵员匮乏，药物奇缺，其处境艰难为中外历史上所罕见。
困难吓不倒英雄汉。红军广大指战员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念，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以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战胜了无法想象的困难。邓小平同志曾经充满感情地说过：“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证明：伟大的理想必然产生伟大的动力，坚定的信念必然激发不懈的追求和坚强的毅力，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就有了坚定的奋斗目标，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在今天，我们缅怀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业绩，继承和发扬老红军的光荣传统，首先要学习老红军那种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自觉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献身。
——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必须讲政治，打牢理论基础。首先要讲政治，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时刻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江泽民同志最近强调指出：“讲政治，核心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对于党的高中级干部来说，讲政治，就要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坚定不移。其次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打牢理论根基。讲政治必须懂理论，理论上的贫乏与无知必然导致政治上的糊涂与动摇。结合新的形势，深化理论学习，是从根本上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从国际形势看，总的来说，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有利的。但是西方某些敌对势力，一方面制造鼓吹“中国威胁论”，挑拨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为在亚太地区驻军和遏制中国制造舆论根据。一方面利用台湾、西藏、人权、贸易等问题给我们制造麻烦，企图遏制我们发展的战略不会改变。
从国内形势看，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18年来，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日益丰富。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十分清醒地看到，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与各类矛盾、问题交织并存，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与党内腐败现象、社会腐朽思想文化造成的影响交织并存。我们要牢牢地把握讲政治这一根本要求，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等方面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前站稳脚跟，分清是非，经受住考验。
——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必须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打牢经济基础。当年红军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必须把经济搞上去，用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是因为：
——只有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八五”期间，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同处于一个时代，为什么苏联却解体了，东欧也发生了剧变？有人说，是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结果，还有人说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结果。这两方面固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演变直接原因，但其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没有把经济搞上去，没有给人民带来实惠，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国际国内正反两个方面的事实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只有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快经济发展，才能使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得到巩固和发展。
——只有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住中国社会主义这面大旗。20世纪只剩下最后四年时间了，这是一个挑战和机遇并存的特定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全球性竞争日趋激烈，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哪个国家经济落后，哪个国家就会被打受欺。80年代末以来，某些西方国家利用苏联和东欧局势动荡之机，加紧了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他们以维护“人权”、“自由”、“民主”为名，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经济手段与政治手段并用，对中国进行制裁，想把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强加于中国。在这场干涉与反干涉、主权与强权的斗争中，中国态度鲜明，有力地揭露和谴责了西方某些国家的强权政治行径，维护了我们的主权尊严。对强权政治，政治上和外交上的斗争是必要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抵御奉行实力原则的强权政治的手段，在于搞好本国的经济建设，尽快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八五”时期，我国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1．7％，比“七五”时期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近4个百分点。
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加快发展经济。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从六七十年代就纷纷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有些已经取得显著成效。苏联曾与美国进行过长时期的竞争，最后为什么垮台了，这里政治原因我们暂且不论，根本原因是只看到军事上的竞争，而无视综合国力的竞争，结果军事上去了，经济没有搞上去，连国家也解体了。要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世界范围内保住中国这面社会主义旗帜，必须加快经济发展，舍此没有任何路可走。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历史告诉我们，没有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就不可能有红军长征的胜利。在此之前，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者，领导和处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组织人事等重大事务，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1922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二年就参加并成为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党内人事安排，都与共产国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终于摆脱了共产国际的直接影响和控制，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矛盾与人事安排，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是由于当时的主客观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从客观条件看：一方面在长征开始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了。共产国际派遣的军事顾问李德在他所著的《中国红军〈1932—1939〉》一书中写道，西征（长征）开始后，同外界的联系中断，从共产国际那里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这就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得以从当时的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独立自主地纠正共产国际和博古、李德所犯的严重错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另一方面，红军长征打到遵义，战局出现转机，为遵义会议的召开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有利的客观形势，中央红军大搬家式的转移，一路的消极被动作战，红军遭到惨重损失。红军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博古、李德不顾敌人在我军前进方向布阵合围、张网以待的危险形势，坚持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如果按照他们的主张，要与五六倍于我的敌军决战，我军将面临全军覆灭的严重危险。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同志极力主张放弃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终于在党的黎平会议上，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改变方向，杀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遵义地区，这样一来打乱了敌人的军事部署，使红军摆脱了敌人的合围，随后攻占遵义城，战局出现了转机，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
从主观条件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成熟了。
第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14年的国内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已基本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破除了对共产国际的迷信和盲从。
第二，面对红军遭受的惨重损失，全党全军痛定思痛，都在思考失败的原因，这就为我们党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问题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那时候，大家都在思考，为什么临时中央和李德没有到中央苏区之前，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能够以三四万的兵力，粉碎敌人十万、二十万、三十万重兵的“围剿”？为什么在红军主力已达10万之众，中央苏区比前四次反“围剿”更坚固、更壮大的情况下，却在李德的军事瞎指挥下，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面对惨遭失败，险恶的处境，血染的教训，使全党全军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和瞎指挥，从怀疑到愤怒。正如王稼祥当时所说的：“到时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
第三，党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已分别召开过通道、黎平、猴场三次重要会议，它们为我党在遵义会议上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矛盾提供了有力的组织基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遵义会议决议点名批判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初期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会议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朱德和周恩来负责指挥军事。同年2月，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3月，又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面负责红军长征中的军事指挥。
遵义会议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伟大开端，它结束了由共产国际来纠正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的历史。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难看出当时我党所犯的右的和“左”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脱离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瞎指挥，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只是执行者。遵义会议之后，我们党的主要负责人，不再由共产国际建议或指定，而是由我们党自己独立自主选举产生的。红军长征到川西，我们党独立自主地战胜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又独立自主地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独立自主地开辟敌后战场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与策略，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领导了长达八年的全民族抗日战争。
今天，我们回顾红军长征，特别是党的遵义会议留给我们的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我们不难看出这样一条主线，即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三位一体，构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并且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同志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从他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最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到他提出要走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独立自主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到积极探索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到他顶住国际上帝国主义的封锁，不向任何霸权主义屈服，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尊严，表现出高度的民族自尊和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精神。毛泽东关于争取民族独立，维护民族尊严，捍卫国家主权的思想，关于必须走自己的路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必须永远遵循的原则，毛泽东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中国人民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的一面永不褪色的光辉旗帜。
综观世纪之交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有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所创立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的世纪，本世纪中，曾经爆发过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空前的劫难与惨痛的教训。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持续了近14年，伤亡3500万同胞，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时至今日，在世界上的一些热点地区，依然是战火的硝烟迷漫，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但是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这样的国际形势与国际环境，对我国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从国内来说，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但绝不是闭关锁国，拒绝国际力量的合作，“八五”时期，我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大大提高。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对外开放领域不断扩大，由沿海向内地，由农业、加工业向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和金融、保险、商业等领域拓展，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同时，我们也在国际交往中承担我们应尽的国际义务。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既反对闭关自守、孤立奋斗的妄自尊大思想，又反对崇洋媚外、奴颜婢膝的妄自菲薄思想。
如果说，6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举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与解放，那么，60年后的今天，我们党领导人民正在进行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是为了谋求民族的繁荣与富强。没有民族独立，就不可能有民族富强，没有民族的富强，民族的独立也难以巩固。无论是争取独立的民族，还是奋发图强的民族，都离不开独立自主这个基本原则。这便是红军长征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