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记忆 [复制链接]

第6版(国际)
专栏：

　　难忘的记忆
吴妙发
1971年11月9日上午，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一行三十多人，带着祖国人民的重托，登上专机，向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纽约方向飞去。
飞机抵达巴黎奥利机场时，一段小小的插曲令人忍俊不禁。一大群法国新闻记者骑着摩托，冒着凛冽的寒风，对中国代表团乘坐的大轿车穷追不舍。大轿车在我驻法国大使馆前刚刚停下，这些顶风冒寒的记者就拥上前来，围着代表团成员不停地拍照。他们不管谁是代表团领导，谁是一般成员，只要拍下照片，就以为抢到了重要新闻。果然，第二天法国不少大报都刊登了中国出席联大代表团抵达巴黎的消息。我们一看，大师傅小吉的照片赫然登在头版头条，并把他说成中国大使。大概是吉师傅身高体胖，使记者们出了差错。我们当即祝贺小吉荣升“大使”。
踏上与我们22年没有正式来往的美国土地时，情景更出乎我们的意料。在我们临时下榻的罗斯福旅馆的门前、电梯口和走廊上，我们时时被美国新闻记者所包围，强烈的闪光灯使我们的眼睛整天发酸流泪。许多美国人见了我们都要走上前来问一句：“是中国代表团吧？”离去时，他们会在年轻团员的肩上拍几下，轻轻地说声“多多保重！”一位大学生主动找到代表团要求提供服务，结果当上了代表团一位领导的保镖。饭店经理当晚带上两名助手，送来一个多层蛋糕，希望我们过得愉快。第二天上午，五星红旗在旅馆门前飘扬，不少过路的美国人兴趣十足地驻足观望。这种来自美国平民百姓的友好感情与美国当局二十多年来力阻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形成强烈对照。
11月15日，乔冠华团长登上联大讲坛发言的情景，令人动容。代表席、旁听席、观众席早已坐满了人。大厅后排观众席位几乎全被中国侨胞占据，听说不少人是乘汽车、乘飞机特地从外州赶来的，为的是看一看中国代表团，听听祖国亲人的声音，毕竟相隔二十多年了啊！他们当中有白发长者，淘气稚童，全都安安静静地等待着。各国代表席上的大使、参赞不时朝大厅后面张望，看看中国代表团团长何时到达。口译员从工作间走进走出，以便等中国代表一开始发言，就立即译成英、法、西、俄等国语言。乔团长发言前，五十多国代表致词欢迎，绝大多数当然语言恳切、热烈。一些反对恢复我合法席位的西方国家代表也不得不上台讲上几句欢迎的话。乔团长代表中国政府的发言受到热烈欢迎，五六十个国家的代表表示诚挚祝贺。这具体显示了毛主席、周总理制订的外交政策的正确和威力。
中国代表团的到来，引起了发展中国家代表的强烈共鸣。一些国家代表主动约请我们赴会，为我们讲述联合国的办事程序和有关事项。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更对我们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我几次被一些解放运动代表拥抱、亲吻，不断地听他们说：“中国兄弟来了，这下可好了，我们更有信心了。”代表团领导宴请纳米比亚的努乔马和津巴布韦的穆加贝，我奉命派车去接。他们见到我又是拥抱，又是握手，感动得我不知如何是好。周总理去世后，他们见到我，热泪盈眶，哽咽得说不出话来，说中国和世界失去了一位伟人。这是一种发自肺腑的情感，一种有过同样遭遇的人才有的情感！
中国代表团对原则问题从来是泾渭分明，态度坚定；对待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更是毫不含糊。一次，美国一位四委代表给我打来电话，当时我正在值班。对方的语气咄咄逼人，说明天要表决某个决议草案，希望中国代表团不要投赞成票，以免影响美中关系。我当时很生气，觉得对方一点外交礼貌也不讲，当即把他顶了回去，并随即报告了领导。北京获悉后，传来指示：不予理睬，照常投赞成票。事后反响强烈，不少亚非拉国家代表伸出了大拇指，说中国代表不畏强暴，有骨气。
1974年4月召开第六届特别联大时，邓小平同志率团出席。继1971年之后在联大又一次出现“中国热”的动人场面：他的发言引起强烈反响，六七十个国家代表排队热烈祝贺。“只有中国最支持我们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代表的心声。许多代表对我们说：一桶汽油只能换来一罐可口可乐、一吨钨砂只能换取等量的电气产品的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赢得良好的声誉，不是靠空话，而是靠扎扎实实的工作，实实在在的行动。当时的苏联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一向十分霸道，动不动训斥别国代表，讲话时用谩骂代替说理，许多发展中国家代表敢怒而不敢言。我国代表就同马立克有过一场交锋，指出马立克讲话“要有根据，要有分寸”，显得大义凛然，赢来一片赞扬。对发展中国家，我们谦虚谨慎，平等待人。为等待一位临时忘记赴宴的女大使，我们工作人员整整等了一个钟头不撤宴席，通过电话委婉地提醒对方，使这位女大使十分感动并不断表示歉意。对待联合国工作，大家兢兢业业、苦心钻研，不到一年，《纽约时报》就发表专文，赞扬中国代表团一年内出了好几位熟悉业务的专家，令人钦佩，等等。
二十五年过去了，这些记忆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今天把它写出来，我想还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