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对下一代的投入 [复制链接]

第7版(副刊)
专栏：

加大对下一代的投入
邓伟志
《后汉书》里有“死中求生”之说；《新唐书》里有“死地求生”之说；还有魏征，他在上疏时用了“死日生年”这一妙语。诸如此类的说法尽管不同，意思大体一样，无非都是说某个人从险境里活了下来。
可我从红军长征的故事里找到个特例，那就是死日与生年不是同一个人。红军开到贵州一个地方，女战士陈慧清临产。敌机在头上飞，敌人在后头追，医生急得大汗淋漓，大家急得火烧眉毛。怎么办？董必武通知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前面一位女战士正在生小孩，务必顶住敌人。顶了两三个钟头，婴儿呱呱坠地，战士自然有伤亡。
出生的是无知的幼儿，牺牲的是当当响的战士，值得吗？这确实是一个颇费思索的问题。请听军团长董振堂一席话：“我们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革命后代嘛！”这就是说，从“为了革命后代”这一价值尺度上说，是值得的。我们的红军是何等的伟大呵！
在战争年代有个“为下一代”的问题，在和平建设时期也有个“为下一代”的问题。记得有个比较贫困的省的省委书记在不久前提出“再苦也不能让孩子苦”，这就是一种强烈的“下一代”意识。有了这样的“下一代”意识，省里在教育以及同“下一代”有关的其它投资上就会有所提高，因为下一代要健康成长，就需要有受教育的环境，需要有好书、好电影看，这就需要投入。可社会上也有相当一些人无视下一代，他们是近视眼。在他们眼里，投资在下一代，不能马上收到经济效益。他们也不是不知道“今日之教育即明日之经济”。可是，他们等不得，怕出不了数字，怕没有数字升不了他们所向往的更高职位。他们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大搞短期行为，机器任其磨损而不保养，资源滥用而不讲有序。这种人不只是不考虑下一代，连“下一任”也不予考虑，他们把自己眼下的功绩建立在下一任无法收拾残局的基础上。难怪有人建议，在考核干部的指标中应当加一条：是为后任提供了方便还是为后任设置了障碍。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强调指出“切实增加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这其中就包括对青少年文化教育的投入。我们的干部和全体人民应当有强烈的“下一代”意识，要像红军那样，为了下一代，为了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切实加大投资力度，甚至不惜在某些方面作出必要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