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万志愿者的实践——天津和平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纪事之二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五万志愿者的实践
——天津和平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纪事之二
本报记者卢小飞
这是一片淳厚的土地。
透过劝业场、小白楼、“狗不理”包子铺……那一片繁华喧闹的街区，往巷子深处看，您会发现，那是一片宁静温馨的世界。您大概不会料到，为营造出这片宁静温馨，为使身边的生活更美好，数以万计的志愿者已经默默耕耘了八年。
怎样的志愿者？
记得电影《上甘岭》里的那个卫生员王兰吧？美丽的姑娘在战场上救死扶伤，用悦耳的歌声鼓舞战友。这个“王兰”的原型，就是居住在这里的退休大夫吴炯，她是千万个社区志愿者中的一个。
１０月１２日，记者见到吴炯，那是一次寻常的志愿者街头服务，五行八作的志愿者在路边一字摆开各种服务摊位，吸引来无数行人。河北区有位闻讯赶来看病的工人刘兴国，看到那种为人民服务的热烈场面，禁不住感慨：“孔繁森式的人物都来了！”如此场景，使人循着源头，和平区的故事于是似开闸的水奔涌而来……
从志愿军到志愿者
吴炯穿着白大褂，她的桌椅正摆在服务区的尽头，行人自然不会把这位６３岁的普通志愿者与上甘岭战役中的志愿军女英雄联系起来。她正给人量血压，口音是四川味，很柔和：“低压有些高，但问题不大。您这种体型，要注意经常量量血压。”
１９８８年吴炯退休，新兴街的志愿者协会正巧成立，她成为最早的会员，并说这是退休后的最佳选择。她自己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坐骨神经等多种疾病，但八年里，她却把居民区初级保健站办得有声有色，６０岁以上的老人都立了病案，其中１００多名疑难病患者的病案分门别类，她给他们发了保健卡，还定期给小区３２０位６０岁以上的老人入户查体。有段时间，她天天爬楼给王大娘打针，大娘过意不去，非要给钱不可，几番推辞不下，为安抚大娘她只好收下。那晚，她竟一宿未眠。上甘岭战役，他们一个排只活下来两个人，战场上命都不顾，岂能图今天这点小利？第二天，她拿着自己１９岁那年在朝鲜战场上获得的各种奖章和获奖证书来到大娘家。“大姐，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收下你的钱，我就对不住这些奖章和红本。”她愣是说服了固执的王大娘。
对于吴炯来说，从志愿军到志愿者是自然过渡，她的老伴儿张俊峰也是志愿者，对居委会的事十二分热心。不过，别以为只有他们这样的志愿者才“理由充分”。在服务日活动现场，记者问过８３岁的娄辉大夫，问过退休干部刘福僖，问过２０来岁的女大学生庞丽娟，问过来自加拿大的英语教师葛力，问过残疾人杨大同……答案不一，但却传递出一种信息，在满足他人需要的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追求。
娄辉退休后不仅给街坊看了十几年病，还当了一个比芝麻官还小的官——楼长，她的热心使得楼里１０户人家像是一家人。加上街道推行志愿者挂牌服务，使邻里之间相互帮助，谁家大人回不了家，准有人帮他照顾孩子，谁家外出旅游几天不在，准有人替他看管门户。
房地产管理局退休干部刘福僖独辟蹊径，把“余热”用到自修法律专科上。他说这是急社会之所需，咨询内容涉及婚姻家庭、财产纠纷、劳动人事等等，前来咨询此类问题的还真大有人在。老刘的追求也简单：“要让每位来进行法律咨询的人都得到满意的答复。”一头金发的葛力是天津理工大学加拿大籍教师，来中国之前就是志愿者，听她的老乡、南开大学教师陶安南说起在和平区当志愿者的体验，便欣然来做英语咨询。她说这和国外的志愿者形式不大一样，但感觉上差不多。提起白求恩，她的话多起来：“我在他的故乡住过两年，真为他自豪，这种活动与白求恩精神有相通的地方。”
给人修理家电的残疾人服务分队正忙个不停。残疾人本来都要接受别人帮助，但他们却反过来帮助别人，只收取低廉的费用，问及这些，杨大同似乎有些激动：“正因为我们常常接受别人的帮助，才更应该回报社会。”
从人人为我到我为人人，相互给予，循环往复成动力
杨大同的话让记者揣摩了许久。物理学上有个词叫原动力，就是产生动力的力，相互间的给予会激发产生出无穷的原动力，并形成一个磁场。有人说，这就是人际关系的良性循环。
记者后来得知，广播电台警卫连的集体志愿者多年帮杨家干活，师范大学的学生志愿者定期给孩子补课；不仅他一户，新兴街的５５户残疾人和孤寡老人都被年轻的士兵和学生们包下来了。反过来，杨大同想到对方，继而又想到国家，想到社会。杨家两口子是双残，按政策可以生双胎，但杨大同表示，志愿者帮他解决了后顾之忧，他要替国家着想，只要一胎。
还想去拜访杨大同。正巧，有一支残疾人小分队要去武警中队服务，我们按图索骥找到那里，坐着轮椅的杨彩年、丁绍田、杨新立和罗绍泉已经先到了。他们四个有修鞋的、有配钥匙的，每月来一回，当兵费鞋，短不了穿帮开线，杨彩年他们还真解决问题，这也让他们感到了自身的价值。服务是相互的，多年来，他们家里的重体力活部队官兵都包了。“回报社会，首先是亲人解放军。”严冬酷暑，他们坚持了六年，杨彩年说，要用这种行动“呼唤人间真情”。
有位志愿者总让大伙议论，即老区长刘福生。１９９０年还是副区长的时候，他参加了一次志愿活动，当时有人给他别了枚志愿者徽章，想不到他挺认真：“戴上徽章就算志愿者了？”“那您能干什么？”街道办事处主任董春芙也不见外。老刘寻思了一番：“理发吧。”这算他的一个长项。从此，他提上老岳父留下的理发箱，成了编外理发员。他先后给四位大爷理过发，退休工程师曹庭僖大爷半身不遂，老刘给他理到闭眼那天。后来，老刘先后当了区长、区委书记，再忙也没误了理发。有个刘大爷，是房建公司的退休工人，区长给他理了一年，刘大爷的单位听说区长给理发，急了：“这不是寒碜我们嘛？”很快，单位上就有志愿者把刘大爷包下来了。
起初，那些等着让区长理发的，还真有些战战兢兢：“让区长侍候咱，这多不落忍！”可三回五回下来，便不再紧张了。慢慢地，人也熟了，什么话都唠。有一回，梁朝卿大爷斗胆进言，诉对面百乐饭馆烟囱污染了居民晾的衣裳，连阳台上花草都长不好。刘区长现场办公，问题很快得到解决。１０月１５日那天，已在去年退休的老刘照例又去给梁大爷理发，记者骑车跟着去了。六年多来，老刘就这么骑着车去给大爷们理发，他说在老城区骑车方便，也容易跟群众近乎。
８８岁的梁大爷，也是个志愿者，负责收水电费，自打区长来理发，他对居民区的事更上心了。关系居民生活的事他参与，关系社区安定的事他也要管。一回有几个大妈对物价上涨不满，让他听见了，当下不依不饶。“谁说现在不如过去？过去你能住这楼房吗？过去谁家能趁彩电冰箱？物价确实是涨了，可你的工资翻几番了？再说了，明年香港就回归，搁过去，哪个朝代能把香港拿回来？”直说得几位大妈心服口服方才罢休。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就是这样一句看似普通的话，竟然有种神奇的力量。在新兴街道，志愿者挂牌服务已经搞了六年，居然有８０％的居民挂出了牌子，你看病，我理发，他修理，她裁剪……事都不大。在人们普遍担心人际关系会越来越冷漠的今天，它在芸芸众生之间架起一座座互助、友爱的桥梁。由此，才有１００多个过硬的典型、５万多个无法一一谋面的志愿者。难怪，同去采访的记者多有戏言，称来和平区便“跌进爱的海洋”。别看都是生活琐事，却营造出良好的社会氛围，有人说这是“同频共振”的结果，是改善人际关系的一把钥匙。
从“单位人”到“社会人”，时势所趋，人民城市人民管
再回到１９８８年。
当时，和平区评选公仆的事让老百姓心里有种难以言状的兴奋。往上推，从天津市政府到区里、甚至街道这一层，从１９８３年提出每年为百姓办１０件实事，已经坚持了多年。这一切，掀起了人们心底的那片温情。由朝阳里居委会主任宋元朴等几位大妈发起，六位居委会干部、七位离退休共产党员和街道积极分子自愿组织起来，承包了１３户孤寡老人的生活服务。宋大妈今年７１岁了，一点不邀功。她说，当时叫“互助组”，还是因为干部为老百姓办实事，让我们感动，便想着为居民做点好事，小饭桌、医疗站、帮助孤老户都是那会儿干起来的。
赶巧街道办事处主任和民政科长来办事，一听便说这是个好事，得想法扩大发展一下，办事处主任董春芙建议按国际流行说法叫志愿者协会。吴凤兰大妈说，人家雷锋怎么干咱就怎么干，回家一说，三个当工人的儿子都加入了志愿者协会，孙子王涛当时念初二，是个班长，第二天到学校一说，班主任和全班同学积极响应，成了志愿者协会的集体会员。雪球就这么越滚越大。八年过去，当年风风火火的吴大妈都７３岁了。志愿者协会的个人和团体会员总计５１６４８人，占全区人口的１１％。八年过去，这项自发活动已成为有组织的活动，服务内容也逐步规范化，从修理电器到取报纸、接孩子，细数下来，竟有六十多个项目。而且，从无偿服务到有偿和低偿服务，更易于被大伙接受，也就能持久。
这里有个不容忽视的细节，即基层干部及时发现、肯定了群众的创造，并进一步组织、发动了这件事情，以后又在全区推广，还制订出章程，这才有了今天这样一套较为成熟的措施和组织办法。
然而，记者在究其缘起时却发现，早在志愿者协会成立之前，已经有好多无名英雄在做着志愿者的事情。
有位６７岁的老大夫叫徐升耀，好事做了一辈子，退休后义务出诊２０００多人次，常年为２００多位患病老人送医送药上门，先后义务赡养１１名孤寡老人。１９６９年，有位夏奶奶来家找他，听说老人在天津没有亲人，徐大夫从此成了她在天津的依靠，老人８０岁那年瘫痪了，徐大夫当下把她接到家里，从治病到吃喝拉撒，一家人全包了。１９８４年，老人以８４岁高龄寿终。临终前，老人说：“我是清朝过来的人，从南到北没见过你这样的好人，我没有别的，只求老佛爷保佑你活到１００岁。”在殡仪馆，徐大夫给她买了最好的骨灰盒，在哀乐声中为老太太鞠躬送别。开灵车的司机挺纳闷，问怎么就他一个人来？是儿子还是姑爷？听徐大夫叙述了２０年赡养老人的经过，这位司机流泪了：“老哥，没说的，我用车把你送回家去。”
志愿者中有一对天津音乐学院的中年知识分子，女中音歌唱家陈蓉蓉和她的院长丈夫、男中音歌唱家石惟正，两人都是大忙人，要讲学、要演出，石惟正除了当领导，还在著书立说，但他们一如既往地热心于社区文化活动，热心帮助邻里，热心“希望工程”。多年前，陈蓉蓉从学生的一篇作文里，了解到她有个身残志坚的邻居叫戴弃疾，在生活难以自理的情况下，坚持给报社校对稿件。陈蓉蓉受到震动，马上带着全家去看望他、帮助他。当一家人出现在老戴面前时，他万万没有想到能见到仰慕已久的音乐家，并能在家中听到他们的歌声。从此，他们两口子不仅在生活上照顾他，逢年过节，还租辆车拉老戴游览天津市容，亲情往来直到１９９５年老戴去世。陈蓉蓉说：“我做这些事从来是自然而然的，从没有刻意去学英雄，因为我觉得做人就该做雷锋、徐虎那样心灵高尚的人。”
我们在和平区接触到无数好人，他们大多是善良的平民百姓，并不以为当志愿者就多么轰轰烈烈，他们觉得人与人之间就应该这样相处，哪怕是陌路相逢。的确，志愿者活动使那些崇尚高洁的人不再是独行者，也让更多喜欢助人为乐的人找到了生活的另一支点，还让那些处世冷漠的人怀有了一份温情。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相当一部分“单位人”要转变为“社会人”，要经历一个心理嬗变的过程，人们必然要对社会管理提出新的要求。在居家生活中，人对单位的依赖越来越少，而对社区的依赖会越来越多，志愿者这样的社区群众组织于是应运而生。天津社会科学院院长、著名社会学家王辉在分析这种现象时说，志愿者之所以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在于它顺应了当代城市管理的需要，有利于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天津和平区志愿者活动所以能有旺盛的生命力，除了它顺应时代需要之外，还在于它融入了典型的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