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文化走向大众——《传世藏书》出版纪事 [复制链接]

第5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让历史文化走向大众
——《传世藏书》出版纪事
新华社记者曲志红本报记者祝华新
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图联大会上，各国图书馆专家对中国新近推出的一套精装１２３册、２．８亿字的古典文库爱不释手，视为图书馆的基本典藏而立即着手联系订购。为了这套文库，２０００余名中国一流学者走到一起，历时６年，精选自先秦到清末数千年文化经典１０００余种，涵盖哲学、史学、宗教、文学、艺术、科技、军事、地理、医学、语言文字等各学科，加以全面标点、校勘，以简体横排的形式呈现在当代中国人面前。这就是由诚成企业集团（中国）有限公司策划并全额投资、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传世藏书》。
为文化遗产登记造册
《传世藏书》总编季羡林早年留学欧洲，又精研古印度文化，是通晓东西方古典文化底蕴的稀世学者。与他共主其事的是中国哲学史权威张岱年，中国训诂学会会长徐复，中国古典文化研究专家王利器，古籍出版专家钱伯城、戴文葆。在浩如烟海而又难免凌乱杂芜的古籍中，如何筛选出真正有价值的文化经典？他们采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库分类法，同时以现代学术眼光推陈出新。“三言两拍”、《红楼梦》等小说以及戏曲在古代被视为“文人之余事”而为《四库全书》所弃，却被他们请上大雅之堂。医部、科技类古籍达１６９部之多，这在以前更是难以想象的。
《四库全书》以后，又有不少新经典问世，如清朝嘉庆年间编纂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王国维等人的诗文。《四库全书》以前的一些经典著作经过漫长的历史沉埋，在本世纪重见天日，如从山东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敦煌出土的科技文献。这些东西相加，使得《传世藏书》有相当可观的书目是《四库全书》中所没有的。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指出：“《传世藏书》虽是由企业投资的文化项目，但从论证、选目、标点、校勘到编纂，全部工作都是由专家学者完成，从而保证了它的学术质量和品位。”仅以上海为例，就聘请王元化等资深专家组成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上海教育学院、上海社科院等单位近百位学者参与此事，这种规模在上海学术界是少有的。负责主编《全唐文》的王水照教授举例说：“昭陵诸碑原文残缺过甚，我们就依据善本拓片或他书录文校补，有的文字补出一倍以上，才使原文完整可诵，实有起死回生之效。”
给古籍一副现代面孔
古籍能否用简化字排印，一直存在不同意见。当欧洲的先民还在亚平宁大森林里散发跣足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在青铜器和竹木上广泛使用文字，这是我们的骄傲。但饱经沧桑的中国古文字与老百姓的日常语言逐渐拉开距离。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彭林教授对《传世藏书》采用横排简化字击节赞赏。他认为：“到目前为止，至少有两代人是完全依靠简化字读完小学、中学的，大学教育中也只有少数专业接触繁体字。对于文史研究者来说，古籍本身也是研究的对象，古今字、异体字、避讳字、俗体字等都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但一般读者关心的是古籍的内容而不是它的形式，一个便于通读的版本才是最合适的。”
用繁体字直排的版本发排成简化字，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他们向社会招聘近百名高中毕业以上的专职校对员，经过严格考试选拔，再接受岳麓书社、湖南师大等单位的专业培训。
比字体变换更具有挑战性的是标点。中国古籍向无标点，连一些饱学之士翻检古书，也不敢保证从来不读错句读。许多断句方法看上去都不无道理，但必定只有一种最合乎古人的原意，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精神勉力为之，才不致贻笑大方。
为学术出版雪中送炭
华东师大古籍所穷２０年之功，整理出元人有关历朝典章制度沿革的《文献通考》，在一家古籍出版社压了１０年也未能付梓。年近九旬的徐复教授一辈子研究《说文解字段注》，但心香换不来书香。严肃的学术成果难以出版，而一些低俗的读物甚嚣尘上，这是当今文化界普遍的尴尬。是出版社有眼无珠，或者急功近利，致使黄钟毁弃而瓦釜雷鸣？未必。那里往往有一流的编辑和繁荣学术的古道热肠，但在出版社投身市场竞争以后财政压力制约着他们，庙小力薄毕竟无法广结善缘。
如今，他们的心愿在《传世藏书》中得到了结。为此，诚成企业集团在湖南建成大型印制基地，以最好的照排机、最好的装订线作为对民族经典的郑重承诺。他们说：“我们在这套书上不惜投入上亿元，只求创立一个文化名牌，我们相信中国出版界、文化界需要这个东西。”
更令人兴奋的是《传世藏书》的录入、排版拼图都实现电脑操作，不仅加快了这套巨著的出版速度，而且为古籍的进一步整理留下了前所未有、十分便利的数据库。一向只能埋在故纸堆里进行的古籍整理工作，或许将由此改变形象，走上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新路。
让文化典籍步入家庭
《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是古代整理典籍的两次大规模尝试，但当时重在编纂而忽视使用，前者有手抄本正本、副本各一部，后者也仅抄写七部，珍藏于大内和民间藏书楼，秘不示人。在中国这个印刷术的故乡，这些国家级的文化成果竟没有人想到公开出版而广为传布。
稍早于《四库全书》的《古今图书集成》倒是有活字印刷本６０部，但对于康熙年间的上亿人口来说，这个印数实在太小了。而列入国家“八五”至“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传世藏书》，与历代大型文献整理工程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不再以聚书为终极目的，也是一项倡导藏书和推动历史文化走向大众的盛举。它不仅将作为公共图书馆的基本馆藏，更着眼于走进迈向小康生活的中国人家庭。在大字精装本之外，他们还将推出小字普及本，以及有关光盘读物。方家赞曰：“藏书于家，意义重大。”
俄罗斯作家赫尔岑对文化经典有一段精辟的评说：“这是这一代对另一代精神上的遗训，这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对刚刚开始生活的年轻人的忠告，这是将要休息的站岗人对走来接替他的岗位的人的命令。”
我们５０００年星河灿烂的文化典籍中，栖息着中华民族古老而高贵的灵魂。正如总编季羡林先生所言，把《传世藏书》推向大众，有助于“实事求是地认识我们的过去，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确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从而加强我们的自尊心，加强我们的爱国主义，从而增强我们的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