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哲学与中西文化——访北京大学哲学系朱伯崑教授 [复制链接]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访谈录

　　易学哲学与中西文化
——访北京大学哲学系朱伯崑教授
本报记者胡欣
记者：朱先生，最近读了您的四卷本的《易学哲学史》，很有收获。中国哲学史从五四时期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以来，一直存在着经学与哲学分家的问题。您的著作突破了二者分家的局限，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您能不能谈一谈写作的初衷？
朱伯崑：就从书名说起罢！我的书是《易学哲学史》，不是“易学史”，也不是“哲学史”。易学史属于经学史，是研究易学的注释历史以及演变过程的；哲学史属于哲学。中国哲学史有自己的特色，它是和经学史搅合在一起的。历史上搞经学的人没有哲学素养，不讲哲学；现代人受西方哲学的影响，撇开经学史讲哲学，缺乏中国自己的特色。我的书从经学的发展中探讨哲学问题，是个突破。当然，它探讨的是易学发展中的哲学问题，还不能完全代替哲学史。早先我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觉得讲王弼的玄学不讲他的易学，讲程颐的理学不讲《程氏易传》，是个缺陷。我曾就这个问题跟冯先生谈过，他也承认我说的对；但又说易学属于经学史的范围，有专门的术语、问题和体系，很复杂，要弄清它，得花很长的时间，所以讲一般哲学史只能选一些概念、命题进行讨论。后来，冯先生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补了程颐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一节。其他的，如张载、王夫之的哲学，其实都是围绕易学展开的。《正蒙》、《周易外传》，都是易学著作。总之，无论是讲理本论还是气本论，都离不开易学，因为理、气本身就是易学的问题。这几十年讲中国哲学史，都有脱开易学的不足，这是因为冯先生两卷本的哲学史开创了先例，后者都是照他的架子发挥。当时，我觉得研究中国哲学，不能避开易学，否则就不到家。１９６５年，我写《王夫之论本体和现象》一文，算是研究易学哲学的开始。８０年代初，我给北大哲学系的研究生开易学哲学史的课程，在讲稿的基础上又用了８年的时间，才算把《易学哲学史》写出来。
记者：近些年易学研究在海内外很热。那么，易学、易学哲学在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占什么地位，有什么影响？
朱伯崑：《易经》本身是个占卜的书，占卜是一种迷信，仅此不会有太大影响。《易传》把它哲理化了，这使得它能够对中国的哲学、文化产生影响。过去，读书人都读它，尤其是《易传》，这是官方规定的。对哲学影响最大的是它的阴阳观，阴阳本来是解释卦爻象的，但又不限于此。任何事物都有阴阳，任何变化都离不开阴阳，阴阳相反相成，《易传》的这种阴阳观影响了整个中国哲学文化的发展。其次，中国的宇宙论、本体论以及形而上学体系，基本上是围绕《易传》提出的范畴、命题展开的。如汉唐宇宙生成论体系的始基是元气概念，汉朝人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解释为宇宙的形成过程，太极即元气，是宇宙的本原；两仪是阴阳二气，由此形成一个从本原到天地万物的宇宙生成过程。到宋朝，尤其是程颐“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命题提出后，“易有太极”又演变成了本体论体系。在朱熹那儿，从太极到天地万物不是一个时间过程，而是由本体显现为现象。离开易学，就说不清楚中国宇宙论、形而上学的发展。我的书里，主要讲了这些问题。《易》对科技思想的影响也很大。四书五经里真正与科学有关系的，只有《周易》经传。中国发明创造的理论可以说是《易》的“观象制器”说。象是卦象，也可以引申为物象。这个理论对科学家来说是一种思想方法的指导。中国有很多发明创造，都是观察模拟自然现象创造出来的。如毕昇的活字印刷术，活字小方块，就是观古代的图章发明的。能观象也不简单，需要动脑筋。中国的科技思维，受易学的影响，有自己的特色。易学的阴阳是个功能概念，不是实体概念；五行也是从功能上讲的。中国古代对于自然现象，重点是研究它的功能和变化过程，这是受《易传》影响形成的思维方式。中医是人体功能学，不是结构学。因为它不是结构的解剖和分析，而是讲各种生理器官都有什么功能。中医的经络就是功能概念，而不是实体概念，你无法通过解剖找到它在哪儿，但它确实有用。研究功能和过程容易形成整体意识，把自然界看成一个整体，不是把它分割开来。整体的、功能的思维，是中国科技思维的特色，这不同于西方原子论、粒子论的分析的思维方式。整体和分析两种思维方式，各有特色，可以互补。此外，易学对文学艺术也都有影响。
记者：易学的阴阳变易观和西方哲学中的矛盾观念有哪些区别与联系？
朱伯崑：过去，我们常常把阴阳变易与矛盾、对立统一等同起来，这是不准确的。阴阳不等于矛盾，阴阳观不是矛盾观。矛盾的内涵，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如韩非那里，都是对立和排斥，不包括相辅相成的意思。这些年来我们把阴阳观与矛盾观等同起来，把阴阳观作为矛盾观的翻版，这样就失掉了中国辩证思维的特色。最近我们想把阴阳观作为“两元对待”；西方的矛盾观是以排斥和对抗为核心的，从古希腊起一直是这样。易学的阴阳观是“对待”，即对立双方相互依赖和补充，共同发展，不能分割。简单地说就是相反相成，相反相济。现在的新词叫“互补”。这样的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这一思维方式可以和西方的矛盾观互补。
记者：我想，互补也可以说是和谐与共存，这个问题当今显得比过去重要了。“和平与发展”是国际交往中的和谐共存问题；“一国两制”也是一个共存的问题；“可持续性发展战略”是经济建设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问题。这样说是否妥当？
朱伯崑：对抗与和谐都是客观法则，忽视哪一个都是不全面的。但究竟重视什么，有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价值取向是由客观时势决定的。战争时期，矛盾与斗争是最高原则；而在和平建设时期，则应给和谐以足够的重视。
记者：《易》在历史上发挥作用不是靠算卦，孔子说“不占而已”，荀子说“善为易者不占”。现在国内有人自称“易学家”，用《易》来算命，出了很多算命、预测的书，您对此有何看法？
朱伯崑：过去文人读《易》，重视的是它的人文价值。“观象玩辞”，“玩”就是玩味、体会其中的哲理，提高境界；算命只是民间的事。眼下社会上流行的算命术，将会随着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科学的文明而逐渐消失。宣传上也应该对此加以诱导。
记者：请您再谈谈易学研究的意义，以及您今后的研究设想？
朱伯崑：我对于易学，重视的是它的思维方式。这个问题研究好了，可能会对当代科技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起某种启发作用。刚才说到中国科技思维，虽然存在分析不够的缺点，但我感觉发扬其中的长处，可以补西方的不足。比如，西方偏重分析，尤其是近代以后。应该承认，分析思维对近代科学的发展是有巨大贡献的，不能抹煞，但是，现代科学的发展表明，光有分析是不够的，也需要整体思维。我们研究《周易》，就是要对新的思维方式的形成提供一些借鉴。研究易学哲学，应该和２１世纪人类的科技思维、人类进步联系起来下功夫，使其具有生命力。
为了实现易学的研究任务，我们成立了一个“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这是个国际性的民间研究机构，海峡两岸以及韩日美等国学者参加。我们还组织了一个“中国易学与科学研究会”。研究院以及研究会里聚集了搞古典文献的、哲学的和科技的三方面的学者，希望通过三者的结合，以及国际间的合作，推进易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