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则惑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短论

　　多则惑
王朝闻
要准确处理学术著作中的纲与目的联系与差别，难度不小。倘若处理不当而引起父辈子辈以至祖辈与孙辈的混乱，纲与目划分得越细越易引起不应引起的乱伦的误会。
目前经常碰见许多新名目、新概念。有的我明白，有的显得不易明白。“妇女文学”较好理解，“广告文学”或“企业文学”听起来较难理解。如果说这一切是指作品的题材，那么，以文人、间谍、企业家、医生、模特儿，以至以妓女或盗贼为题材的作品，应当立个什么名目呢？如果说“广告文学”是指广告的文学艺术化，广告也有童叟无欺、弄虚作假的区别，如果论者也反对弄虚作假的恶劣风气，又该立个什么名堂来表达自己的主张？这些名目也许都有我未曾探索过、所以感到困惑的原因与理由。在这里，我不过说说自己少见多怪的感觉而已。
我说“妇女文学”对我来说比较容易理解，其实也像流行的“文人画”和它相对应的工匠画那样，它本身没有绝对的独立性与确定性，与“儿童文学”相对应的“妇女文学”，这类概念有模糊性。如果说“妇女文学”仅指作品的题材，《孔雀东南飞》作为反封建礼教的题材，总不能因焦仲卿及其妻两人都殉情自杀，就可认为它是有男有女的“两性文学”吧？《孔雀东南飞》里的男女双方都是受害者，我看不必从性别问题着眼，给作品立个特定的户口，挂个特殊的门牌。
此外，即使以太监为主角的作品，怎么可能因为他们在生理以至性格上有不男又不女的特征，例如汉代那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十常侍，可以抹煞他们在政治上这一重要特征，从性别的模糊性上巧立名目呢？
《史记·佞幸列传》这一标目，像《滑稽列传》、《游侠列传》那样，都是从历史人物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着眼，这样给作品分类的。《佞幸列传》里的人物邓通，为汉孝文帝宠臣，“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但这个角色因得孝文帝宠幸而大富大贵，红极一时。这篇传记虽没有挂出“宠臣文学”的招牌，却有动人的人物性格、尖锐的戏剧性和引人思考、潜在着的美丑判断。
邓通是否玩弄诡计以求破坏汉文帝与太子（后为景帝）的父子关系？传记没有分明的交代。但太子深怨邓通，当了皇帝之后，把铸“邓氏钱”而富甲天下的邓通，搞得“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的结局。
文帝尝病痈，邓通常为帝唶吮之。文帝不乐，从客问通曰：“天下谁最爱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问病，文帝使唶痈，唶痈，而色难之。已而闻邓通常为帝唶吮之，心惭，由此怨通矣。
邓通得罪太子的原因，究竟是他玩弄了比造谣更狡猾的诽谤，还是因为他仅仅热衷于媚上而别无阴险的谋略？我不敢妄评。如果仅仅出于自我表功即媚上的动机，它的实际作用未必低于一般的造谣。不论对人对己，邓通这一媚上行为的杀伤力不小。
军事、政治以及商业竞争中的“诡道”的有效性，也像汉景帝对邓通的怨恨那样，是以客观条件为依据的。为了新艺术的繁荣，多务实比巧立名堂重要。《老子》那“少则得，多则惑”的观点，似还值得参考。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