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与迷失——读杨黎光报告文学《灵魂何归》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短评

　　追寻与迷失
——读杨黎光报告文学《灵魂何归》
李炳银
《十月》１９９５年第６期上刊载了杨黎光的长篇报告文学《灵魂何归》，作品还有个副标题，叫“王建业特大受贿案探微”。
如今，可以从各种新闻媒体中不时看到听到大大小小不同的贪污受贿案件，人们对此尽管早就愤恨不平，但司空见惯，慢慢地也似乎习以为常了。王建业受贿案起初被揭露出来时，据说是国字号第一大案。
最近，王建业、史燕青已被判了死刑，但这个案子留给人们的记忆和它本身包容的许多问题并没有过时。若不是出于某种醒人警世的责任感；不是有感于此案发生过程中许多社会的、人生的、情感的畸变内容可供“探微”的话，杨黎光也许就不会花费半年时间去面对“像山一样的２５本案卷”，采访追踪许多当事人的足迹，记下二十几万字的笔记了。作品打开的绝不仅仅是一桩大案的案卷，还有社会的肌理与人的内心生活世界。
从杨黎光对案件较为简练明晰的叙述过程中，我们感到，这并不是一个作案手段多么隐秘狡猾的案子。王建业尽管也不失为一个比较精明的人，但他大量的索贿受贿却决不是因为他的精明，而是因为他手中掌握的“外汇额度、进口免税物资、进口免税汽车”的审批权。因为有这样的权力，王建业一下子由因为有“口吃”而自卑的人变成了深圳市政府乃至深圳地面上极不平凡的人了。王建业在深圳，“已经到了上街几乎口袋里可以不需要带钱的地步，因为他走到哪儿都有人抢着为他结帐”。因为王建业以手中的权力“帮”了别人，别人给王建业“结帐”也似在情理之中。然而，王建业“帮”别人是牺牲国家的利益。他收受别人的“结帐”却肥了自己的私囊。这种不断的相互“帮助”渐渐地改变了王建业的“感觉”，“权力”和“权力创造的金钱”，渐渐地影响并改变了王建业的心理平衡。慢慢地，王建业由一个甘守清贫的政府官员变成了一个疯狂索取金钱的“魔鬼”。他以几十万、几百万的数额公开地向人索贿，受人贿赂。他手中的“权力”变成了神奇的“摇钱树”，说来就有，实在是便当得很。对于王建业这种权钱交易的运作过程，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已叙述得比较明确了，即使是捕捉审判王建业、史燕青过程中的那不少带有极强的戏剧性和故事性情节，也未能掩盖它的明晰程度。
尽管政府对于“权钱交易”的犯罪行为采取明确的打击制裁措施，但这种“交易”仍好像屡禁不绝。总有一些人为权而花钱，为钱去弄权。因为这权钱的获得，多少人马失前蹄。原深圳中信银行行长高森祥受贿百万被判处死刑后，他在看守所里，声泪俱下地与人叙述的是自己小时候是如何如何地清苦，如今他想回老家去种田。然而，这种悔悟来得太晚了。权、钱，都不是什么不好的东西，关键在于是否用权正当，取钱有道。许多人的悲剧，往往是在这个关键的地方出问题，开始步入泥淖。
这篇报告文学突出地强调了“权力”和“环境”对王建业的影响，同时，作者又以“探微”的方式，从王建业、史燕青各自的人生际遇方面对其走上犯罪道路的轨迹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分析。这种分析是人们深入地认识和理解王建业、史燕青犯罪过程的重要部分。王建业不满于大学毕业几年了才在老家长春“混了个小科长”的官，于是南下深圳，以求发展；史燕青自小聪明伶俐，能歌善舞，可幼年丧母，婚恋不顺、也不满足于在湖北黄石市卫生学校当个英语教师，也奔到深圳谋生。到了深圳，王建业手中的权正是史燕青谋生要借用的，于是，一来二去，两人越走越近，先是男女之防消解，再是同谋作案。王建业意识到当了处长，似乎仕途到顶之时，又奔经商之道，结果“欲”望大增，一切党纪国法、道德是非的准绳全都被他们置之脑后，剩下的几乎是抢夺一般地聚钱，终于从有所作为的人生走上了“欲壑”难填、鲸吞犯罪的道路。“血统论”已被许多事实所否定。但是，权钱名利对人的诱惑却时时存在着。杨黎光对于王建业、史燕青人生经历的“探微”正可以告诉人们，在权钱名利的诱惑面前，始终把握住自己，当是多么地重要啊？从一桩特大的受贿案中，从罪犯的犯罪过程中追寻犯罪的轨迹，探视人生的不正常印迹，这正是罪犯给予人们的启示所在，也是杨黎光这篇报告文学有别于不少同类题材作品而富有内在意义的地方。
在目前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有两种片面化的倾向。一种是缺乏理性精神的纯客观描述，使大量外在的信息资料取代或掩盖了作家的灵智之光；二是过多的主观性借题发挥，把报告文学变成了作家自己的主观独白，在失去现实性的同时客观性也受到了削弱。杨黎光的这篇作品，既是有着分明现实性的要案报告，又是在报告中较好地注入理性思考的现象“探微”，因之，它较好地体现了报告文学的品性，应当受到人们的看重。在１９９５年的岁末，王建业以他的罪恶给人以震撼，杨黎光却以对此案的成功报告而让人感到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