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范仲淹立像 [复制链接]

第7版(舞台与屏幕)
专栏：“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选评

　　为范仲淹立像
陈泽恺
京剧《范仲淹》获“五个一工程奖”，作为编剧，我的感慨良多。
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迄今已有９５０年了。九个多世纪以来，斯楼的兴废更不知凡几，但那高标于楼头的巨大精神丰碑《岳阳楼记》，不仅毫无圮缺，反而超越朝代更迭，历史盛衰，作为一种中华民族优秀知识分子崇高人格文化的积淀，滋养着人们的心灵。“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那博大的仁者胸怀，深深的忧患意识，也因斯文而成为永恒。
通观史料，范仲淹的一生可谓“三不朽”，即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左传》）。他为官以来治理水患创办义田等，可谓“立德”；他戍边守疆，力矫时弊，推行“庆历新政”等，可谓“立功”；他的奏对、条陈等姑且不论，仅以《岳阳楼记》的文化价值看，可谓“立言”。就大多数人来说，知有《岳阳楼记》，未必尽识范仲淹。若谓知其一生行迹著述者，则更是寥寥。这是历史的寂寞。
再读《岳阳楼记》，通篇不过４７６字。在如此珠玑般文字中，还要因其旧制，兼及绘事纪盛、状景拟势、寄托怀抱等。可谓言约而意丰。但是，当我们今天重读斯文时，除了感到作者才情逼人，壮怀逸飞外，又似有一种“言不尽意”之感。诸如范仲淹何故“去国怀乡”、为何“忧谗畏讥”等，文中未及，这或许是仁者的敦厚？或许是为文的含蓄？或许其另有难言之处？有感于此，使我萌生了为斯人立像的冲动。凡像之设，本为尽意，所以既要“远取诸物”，又要“近取诸身”，客观的存在与主观的体认，两者不可或缺。我为范仲淹立像，亦在仰观俯察之中触摸历史沧桑，体悟人生况味，故也每每生出“感极而悲”（《岳阳楼记》）的情感认同。
范仲淹不幸而生于古代封建社会。在古代封建社会中，对于抱有积极入世，经济致用态度的知识分子来说也真是无奈，在他们面前只有一条索道：通过“修身、齐家”的严格自律，最后跻身于“治国、平天下”的统治阶层。然而，一旦他们攀上这条索道，准备把自己“货与帝王家”，人生的悲剧就此发生。唐太宗李世民曾毫不掩饰地道破开科取士的目的：为了让“天下英雄，尽入彀中”。说白了，他开科举制度不啻设下一座牢笼，为了使天下所有的精英才雄尽都进入到他弓矢所能射及的范围内。这难道不足以使迷途的士子们警醒吗？经受封建文化所驯化的古代知识分子，自以为是“哲学王”，能“为帝王师”，幻想着有能力去“格君心之非”，所以知伴君如伴虎而不惧，涉杀身灭族之险而不顾。他们一面承认并竭力维护“君权神授”的“正统”观念，并且随时准备去“破家为国”、“杀身成仁”，另一面又力图保持自身的操守、人格去“砥砺风节”，评议朝政，弹劾权贵，甚至不辞犯龙颜、批逆鳞，以张扬理尊于势的道统精神。这就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观念上陷入二律背反的悖论，在行为上置身于临深履薄的险境。范仲淹的一生即是如此。
史载：范仲淹诞生于公元９８９年，卒于１０５２年。而京剧《范仲淹》却是从历史茧蛹中的又一次诞生，这次诞生是经过当代人的体味与沉思的孵化。对于古人，我们不能苛求，但也不能采取淘沙觅金的作法，一味寻求其闪光点，其余尽皆弃置。既然当代没有“高大全”，古代人更不可能“高大全”。写历史剧，臧否古人，既不能厚古薄今，也不能采用庸俗社会学的观点。
将历史的范仲淹化作可触摸、可感知的京剧《范仲淹》，可以使观众在审美观照中感悟历史，反观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讲，“立像尽意”依然是“实境”，而“得意忘像”才是“清境”，才是艺术的最佳境界。“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对于我，是追求，也是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