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委泉的土地改革运动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南委泉的土地改革运动
·萧寒青·
一、运动前的阶级状况
南委泉行政村，辖茶棚滩、东山、桥上等数小村，属黎城五区。南委泉是政治经济统治集团所在地，抗战前，张、王、李、魏四大地主世袭依次担任社首，掌握政权。他们每逢嫁娶，或过年过节，各村贫民，特别是东山开荒贫民，必须送钱、粮等礼物，稍有迟误，或则捆吊毒打，或则驱逐出境。据统计，贫民每年送礼总值，足够自己过年开支之用。另一种额外剥削，是每年逼使东山贫民交纳二百元现洋的“山价”，否则不准开荒。地租高达每亩六斗至七斗。农民申和，承租地主王玉兰四亩地，常年产量一石六斗，租额却是二石四斗，交不起租，被迫远逃岳阳，流为乞丐。高利贷有黑驴打滚与老一分等形式。农民贾有福，借地主魏玉奇十二元，滚利叠息的结果，押光了房子和仅有的五亩地，儿子被迫出去当兵，他进了戏班子。
抗战后，民主政权建立，额外剥削大减。经一九四二、四四年群运，地主因退租变卖了部分土地，农民初步发动；但因当时是以问题为中心算账，干部注意思想发动不够、退租年限也有限制（法令规定自民国二十九年始），而村长、村副等职位，又为旧富农、富裕中农占据，故运动很不彻底，明减暗不减现象严重存在。桥上贫农郑福生白天收回退租粮，夜里又给地主魏玉奇背回去，并赔礼说：“这是干部的过”，不是他愿意减租。地主乃乘机将租地改作典地，隐蔽自己。王玉兰遂一变而为仅有二十亩地的“自耕中农”，其典地却达八十四亩。当时此种典地占全村土地总量的百分之十一弱，不少原佃户变为承典人。佃户赵进，四口人，无一亩死契地，只靠九亩典契地过活。东山八十三人，只有三十一亩死契地，每人平均不足四分。
据调查，去冬填平补弯运动前，全村各阶层占有土地及租佃、典当关系情况如下：
各阶层土地占有：地主二七户，一○四人，占总人口百分之五·六，土地九四·七九亩，每人平均九·一一亩，占土地总量百分之二十二·二，实际经营五一一·七亩。富农四○户，一五三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八·三，土地七○六亩，每人平均四·六一亩，占土地总量百分之十六·五，实际经营六二六·八亩。中农二七○户，九四九人，占总人口百分之五十一·七，土地二二七三亩，每人平均二·四亩，占土地总量百分之五十三·四，实际经营二四六八·八亩。贫农一○七户，四○三人，占总人口百分之二一·八，土地三三○·五亩，每人平均·八二亩，占土地总量百分之七·七，实际经营六七五·六亩。赤贫八六户，二一九人，占总人口百分之一二·三，无土地，实际经营二一七·二亩。总计全村共五三○户，一八二八人，土地四二五七·四亩，每人平均二·三亩，实际经营四五○○·一亩。（按：实际经营土地中有公地及典租算村土地，未统计在土地占有项内。）
全村租佃关系：地主九户，租出九一亩（内外村四亩）。富农一一户，租出三九·九亩。中农一一户，租出四二·七亩（内有外村二亩）。以上共出租户三一，地一七三·六亩。赤贫四八户，一三五人，租入一一八·一亩（内有外村一一·三亩）。贫农五八户，二一八人，租入一九七·五亩。中农四八户，一七九人，租入一三四亩（内有外村一○亩），以上承租户共一五四，人五三二，地四四九·六亩。（按内有公地一部。）
全村典当关系：地主二○户，典出三四五·二亩（内有外村三七亩）；另有二户，典入八亩。富农六户，典出四七点三亩（内有外村八·三亩）；另有六六户，典入一七○·二亩（内有外村九亩）。中农二九户，典出七一·六亩（内有外村三亩）；另有四六户，典入一五一·一亩（内有外村一六·六亩）。贫农二户，六人，典出三·五亩；另有二八户，七○人，典入九九·一亩（内有外村一二·七亩）。全村出典户共五九，地四七七·六亩；承典户一四二，人四九九，地四二八·四亩。
从上述情况看：（一）地主仅占全村人口百分之五·六，土地占有则达百分之二十二·二；贫农人口占百分之三十四，土地则仅占百分之七·七，赤贫二百十九人，指地皆无。故广大赤贫农热切要求与拥护土地改革之贯彻。（二）典租关系本村与外村交错，地主易钻此空子，隐瞒土地，须深入清查，始能彻底消灭封建。（三）中农有相当数量的出租、承租、出典、承典土地，既须大力发动，又需适当照顾。故运动前县区即派出三个干部，前往该村协助工作。
二、群众性的思想酝酿
去年十二月初，整平补齐运动开始。在酝酿阶段中，首先发现群众思想障碍颇多。贫农崔合汉说：“疼过的肉提它干什么！”二十多年的雇工王二锁，冬天没有棉衣，还自认“天生命穷”。贫农张有福不说话，怕说了不顶事，反讨没趣。四四年他曾要求退租，因年限限制未获解决，地主高庭璧反在村公所骂他：“穷人讹人，没孔生蛆”，村干部没给他撑腰，结果羞得他三天不敢出门见人。贫农赵老二说：“逃荒到南委泉，全凭租了地主魏玉奇四亩地，才没饿死。”东山贫农听说武安备战，蒋机炸了长治，“怕中央军过来”。……
群众斗争情绪不高，急待发动；但村干部的思想上、相互关系上也还有不少问题。干部乃一面表明彻底消灭封建、填平贫户的决心，让群众自由酝酿；一面开会检讨过去运动中的行政命令作风等问题，并进行诉苦，以提高阶级自觉。武委会主任张全林，原籍涉县更乐村，移至南委泉之初，每当麦子成熟时，王家地主即派人抢割，自己忙碌一年，一无所获。诉苦中，他哭不成声。政治主任张孝吉、农会主席朱逢堂，检讨了互相“闹矛盾”给运动的影响，决心团结一致，领导农民翻透身。当场大家作了明确分工，提出以苦引苦，突击山庄窝铺，深入发动痛苦最深的赤贫农。
会后，村干部们背上行李粮食，分头深入到东山、桥上、白玉港、高家沟等小山庄，从一个人一个组入手组织诉苦。
在白玉港，张全林以初到南委泉时的悲惨遭遇，引导外来户赤贫农诉苦。使在魏玉奇高租压榨下的姚完旦觉悟起来，成为积极分子。追溯历史的方法，在各村收到良好效果，特别有力的启发了老年人。申和于民国十九年被王玉兰下了地，女儿只好给人家作了童养媳，孩子失养夭折，他逃到岳阳讨饭……想到这些，他痛哭流涕，从此积极起来。经过找穷根，王二锁说：“不是揭钱穷不了，当了雇工，身子弄坏，老是吃药，花钱没数，工资寥寥，不得不穷”。“天生命穷”的思想打破。白玉港等村群众，进行了抗战史回忆，解脱了“变天顾虑”。何小凹说：打败日本，还怕什么中央军，更不怕老财。这样经点到面，形成个别诉苦、三五闲扯、有冤人找有冤人、有苦人找有苦人的群众性的诉苦运动。从中涌现出一百零五名新的积极分子，他们与老积极分子团结一致，互相帮助（新积极分子批评了张孝吉过去包庇地主），互相串连，大大鼓舞了群众斗志。雇工王麦成常说：“运动运动，还不是那么回事”，这次也坚决要和王玉兰清债。
抓紧农民对地主阶级高昂的仇恨情形，领导上提出自愿结合翻身小组，并在此基础上组成了六个翻身大队，选出翻身委员会。但茶棚滩有二十八户中农被关在翻身小组的门外，中农胡丑堂，有许多苦急着要诉，赤贫农却不让他参加组织，因为他以前上过“当”。领导上当即提出“中贫农是一家，都有苦”，进行教育，胡丑堂也向群众“洗了脸”。中农遂全部卷入运动。翻身委员会乃提出划阶级，确定斗争对象。各组经热烈讨论，确定魏玉奇等四大地主为“集中对象”，李金堂等二十四户为“二类对象”。但第四队却确定了五十一户对象，经过反复讨论，大家明确了“天下农民是一家，团结起来齐翻身”的思想，把中农、新兴富农划出来，巩固了农民阵营，齐向地主阶级进攻。
三、曲折的斗争过程
在深入诉苦，划清阶级界限，农民组织起来，并提高了阶级觉悟的基础上，领导方面响亮提出“吃谷还谷，吃米还米”的进军口号。农民团结一致向地主清算血汗账的斗争，于十二月十二日胜利展开。
原定计划是：首先清算四大地主。由于思想问题未更好解决，刚一交锋，部分农民便感到“没有问题”而消极起来。二队一个十五户的小组，当夜和地主算账时，只剩了八户，七户旧中农全睡觉去了。有的农民则失掉了斗争方向。贫农杨活儿，要求首先解决家庭问题，要和他哥哥杨泮荣（中农）算账。……农民阵营紊乱起来了，领导上当即提出“大家团结，大家翻身”的口号，二队一组遂展开了热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朱胖反省说：“我是旧中农，怕分不到东西，还怕伤情面……以后我一定帮助穷兄弟翻身。”从讨论地主对大家的迫害中，各组明确了：你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也是你的问题，中贫农建立起血肉关系。斗争重新展开，方式是大会与小组清算结合。在翻身小组里，农民大胆的自己算自己的账，并提交翻身委员会研究。大会上集体与地主讲理，会后，各组轮番和地主算血汗账。
十六日清算大会上，魏玉奇、王玉兰等承认了剥削无理，但除土地外，只偿还了群众几百元现洋，还说了一顿“尽量还群众的血汗账”等空话，图以此麻痹农民。
与此同时，农民经初步清算，已分得一批果实（地、房、牲口），自满起来。贾有福说：“可差不多啦！”于是，好多农民不参加斗争了。领导上便引导农民从历史上计算地主的财产变动，并说明仅就知道的材料来讲，魏玉奇放了三百元现洋的债，租出一百多亩地。王玉兰在旧社会里是“官宦人家”，祖上当过道台，他父亲“三少爷”当过许昌的知县（清代）。他们光欠群众的粮就在三千石以上，只拿出那点东西，显系赖账。经过讨论，群众从地主的圈套中解脱出来，斗争继续展开。但魏玉奇始终以其“硬顶一态度，抵抗农民的正义斗争。虽经四次大会，五次小组清算的激烈斗争，还是一毛不拔。原来魏玉奇一九四三年即经特务樊克仁介绍，参加了阎特组织“精建会”，颇有一套反动诡计，这时便施展起来，要死顽固。还无耻的说什么原来有钱，都买了东西，“要有钱，拿出来，还不是呱呱叫”。王玉兰则图软化农民，让佃户杨活儿打他几下出出气。
由于地主的无赖和欺骗，部分农民又呈现疲劳。赵进说：“搁搁再搞吧。”有的说：“这样搞下去，搞到什么时候？”一部分中农则观望起来，既不积极提意见，更不积极行动，只在一旁“看稀罕”。有的则产生怜悯地主情绪。政治主任张孝吉，竟帮助魏玉奇从历史上算账，说那年那年买了地买了房，“钱或者没有了”。
面对着提高农民斗志的任务，领导上一面提出“不要揭了疮疤忘了疼”等口号，发动进一步诉苦，重新唤起阶级觉悟；一面组织积极分子从魏玉奇、高廷璧家检查出农民叫做“穷秧”的一百零五张文书和揭帖，以此实际材料，教育农民。因为在一九四二、四四年运动中，地主即已报过文书揭帖完全损失，给退租退息群众写了“收复”。现在，事情完全清楚了，农民进一步认识了地主的阴谋，仇恨心理大增，纷纷扭打魏玉奇。但魏玉奇仍以“硬顶”态度处之。
此时，农民便分析地主的无赖思想，估计他们的隐蔽财产集中的放在了一起，怕完全暴露，“割了根”，乃转变斗争方式，让地主找保具结，限期交付一定数额的财物。这样，僵局打开，地主“硬顶”诡计被粉碎。不久，魏玉奇、王玉兰等交出千多现洋和若干元宝。农民斗争情绪更加高涨，提出“斗争斗彻底”的口号，把运动提高了一步。
在继续清算四大地主中，同时清算“二类对象”。但在斗争方式与算账方法上，农民区别了对象的主次。对四大地主，除索回血本外，并计算利息。四大地主承认这是应该的，说这种算法是他们“打下的样子”。对“二类对象”则只稍算一点利息。并召开“二类对象”座谈会，让他们自己忠实的自动的与农民解决问题。结果他们比四大地主拿出的暗财还多，并且情绪相当稳定。王书魁在偿还群众血账后说：“心可放下啦。”
激烈的清算斗争，曾牵连到中农问题。贫农张老汉曾要求和中农张书田（村长）清算家庭问题。有的赤贫农则存在着“生活好，没问题也要搞”的思想。引起中农怕“割韭菜”的顾虑。新兴富农许光富献地十亩，部分中农情绪不安。领导上便以本县霍家窑劳动英雄石寸金为例，说明劳动发家的不能斗，并提出“割封建尾巴，不是割农民尾巴”，“核桃枣不能一律数”。经过讨论，农民思想提高一步，拒受许光富献田，纠正了乱斗现象，农民团结益趋巩固，集中力量清算了地主。
经过几次激烈斗争，农民获得了重要胜利。二十日，乃举行团结大会。会上，提出“天下农民是一家，有好有歹要担待”的口号，用调解方式，扫清了农民间的积存纠纷。赵二头打过申五广一个缸，申五广说：这是农民间的事，说清楚了就算完。许官顺押过贫农程金堂的若干件农具，经调解，让生活富裕的许官顺，在不动地、房、牲口原则下，偿还了三小石米。一方道歉，一方让步，“疙瘩”解开。接着干部群众互相进行了检讨。政治主任张孝吉向群众承认了错误——包庇地主。中农王合秃、王土德、江德义、胡春，贫农孟庆德等也作了自我批评，说一九四四年斗王玉兰时，包庇了他，自己不提意见，还帮他解释，不让别人提意见，影响了大家翻身。
这一段运动中，总计农民向地主提出退租、清债、工资、恶霸、贪污问题五百四十八件，向封建富农提出二百六十四件，中贫农之间纠纷十三件，均一一获得解决，农民获得了巨大胜利。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