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勤雄才风范昭人——纪念杨立三同志诞辰９５周年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后勤雄才风范昭人
——纪念杨立三同志诞辰９５周年
杨尚昆宋任穷戎子和周文龙
杨立三同志是我们长期在一起工作、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４１年前，他因积劳成疾，不幸以身殉职，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在他逝世后，周恩来总理评价他的一生“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的楷模，是我军后勤工作和财务工作人员的楷模，也是其他工作人员的楷模。”
（一）
杨立三同志从１９２７年参军起，就胸中装着革命全局，无私无畏，忘我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我们学习立三同志首先要学习他的全局观念。
立三同志出生于湖南长沙市郊区的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期，通过半工半读，获得了相当丰富的文化知识。为了寻找光明，他１９岁投入了湘军，以后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讨伐陈炯明叛乱战争。大革命兴起，立三同志回到家乡，参加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聆听毛泽东同志宣讲革命真理，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拯救处于水深火热的劳苦大众”，从此，他走向崭新的人生道路。１９２７年９月他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１９２８年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第一团副官。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立三同志参与了包括废除薪饷制、实行官兵待遇平等和经济民主制度、打土豪筹款、建立根据地财政工作、开展后勤建设等内容的新型人民军队后勤的创建工作。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立三同志担任红一方面军副官长兼总经理处长。他主持制定并正式颁发了红军第一部供应标准制度，为红军供应正规化迈出了可贵的一步。１９３２年红军进军樟州，立三同志任军委后方办事处主任兼兵站部部长、政委，领导后方的军事机关，创办军工生产、被服厂与医院等，形成部队后方供应基地，并建立了大站、中站、小站相连接的兵站运输线，有力地保证了红军各次进攻战役和反“围剿”战役的供应。表现出卓越的后勤工作领导才能。在长征路上，身为兵站部长的立三同志为解决部队的食品供应朝夕奔忙。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他总是为后续部队留有一定数量的粮食。过草地时，周恩来同志刚刚大病脱险，还发高烧，身体虚弱，走不了路。彭德怀同志决定组织担架抬过草地。这个任务，责任重大而又艰巨。立三同志深知，保证周恩来同志的绝对安全是革命全局的需要，于是他毅然参加了担架队。草地高原缺氧，随处都有致人于死地的陷坑，不知吞噬了多少战士。整整六天六夜，杨立三寸步不离周恩来，硬是安全地把他抬出了这片“死生之地”。走出草地，立三同志自己便病倒了。宋任穷同志得知立三同志病倒的消息后，立刻派人用担架抬着立三同志继续前进。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党中央决定进行东征抗日。东征的关键之一是克服黄河天险，保持东征部队与陕甘根据地的联系。为此，毛泽东同志多次给周恩来、杨立三同志等发信、发电，要求立三同志在两天内修好２４只破船，筹集若干皮筏，准备５００副担架，以供渡河。当时，敌人严密封锁河面，时间非常紧迫。立三同志亲自去延水、延川、清涧、延长四县，如期完成了担架动员和渡河器材的准备，保证部队安全渡河东征，并及时地把兵站线伸向山西境内。在１９３６年５月红军回撤前，他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亲自勘察河道，侦察敌情，在东岸敌人戒备森严的情况下，从无定河口放船下驶２００余里，准确无误地到达清水关，接渡毛泽东、彭德怀及所率的东征红军安全西渡黄河，顺利撤回陕甘边区。为此，杨立三受到毛泽东同志的嘉奖。
立三同志胸有全局，一生忠诚于后勤工作和财经工作，从不计较名利。１９３９年２月，在山西前线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副参谋长左权，致电延安毛泽东等，要求派杨立三来前方主持后勤工作。４月，杨立三奉命来到晋东南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后勤部长。后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立三同志任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兼任边区政府（１９４１年７月以前称冀太联办）财政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１９３９年成立的冀南银行董事长。在长达６年多的时间里，他肩负着根据地军队、政府的财政工作重担。立三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的领导下，坚持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和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相配合的原则，为壮大根据地财政经济，保证军需民食，做了艰苦卓绝的工作。从１９４２年起，财政赤字逐年缩减，到１９４４年最终实现了收支平衡。
（二）
杨立三同志在他革命的一生中，想问题、办事情，历来坚持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原则，形成了鲜明的整体观念的高尚风格。我们学习立三同志的整体观念，就要坚决反对一切形形色色的平均主义、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等等，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把各项事情办得更好。
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２年是抗日战争极端困难时期。晋冀鲁豫根据地受到日寇更加疯狂的“封锁”、“蚕食”和“清剿”，又连年遭受水、旱、蝗、雹等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奇缺，财政困难。正当此时，即１９４１年９月６日，党中央来电告急，指出陕甘宁地区中央机关、学校约２万人，每年需开支１５００万元，除已分配华中解决９００万元外，要求由华北解决６００万元。杨立三同志深谙中央之困难。他秉承彭副总司令的整体观念，宁愿自身勒紧裤腰带，也要为党中央分忧解难。
立三同志在考虑整体利益的同时，也重视局部利益，力求做到二者的辩证统一。历史上著名的“滕杨方案”便是最好的体现。１９４３年９月，立三同志组织后勤部机关开展生产节约运动，创造了一些经验，得到彭德怀、邓小平同志的支持。１９４４年４月，总部颁发了由参谋长滕代远和杨立三提出的《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简称“滕杨方案”），这个方案在总结敌后生产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批判了“一切归公”、“反对私有”、“个人积累劳动所得是富农思想”等不切实际的错误思想，提出了“生产有分工、劳动有报酬、公私两利”的方针，对集体与个人生产节约活动实施奖励和分红，极大地调动了部队生产节约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节约运动持续健康地发展。这个方案体现了毛泽东主席“公私兼顾”的思想，不仅对开展太行山部队和其它地区部队的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且推动了根据地群众的大生产运动，为加强军民团结共度困难，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我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展开了持久的斗争。而当时我对敌经济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斗争。对此，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的立三同志体会颇深。他在工作中，总是从长远观念提出问题，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深谋远虑，作出决策。因而，在对敌经济斗争中，他始终掌握主动，创出奇迹。
粮食是战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１９３９年春，立三同志刚一来到晋东南，立即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听取汇报，主持生产、财经会议，掌握了基本情况，并在经济建设委员会上果断地提出屯粮、屯棉、屯盐的建议，要求部队开荒屯粮３０万担，总部屯粮４０万担，屯棉２５万公斤，屯盐５０万公斤。他还要求冀南银行印冀钞５００万元，一半给军队主要用于购粮，一半作为发展生产贷款用。这一着棋确实收到明显效果。太行山西部的上党盆地是著名的产粮区，而东部地区人多地少，历来就是“东人吃西米”，因此粮价东高西低。１９４２年底，获得敌人要在产粮区低价抢购粮食的情报，立三同志先发制人，经领导批准，组织力量，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３年４月向西线购买粮食２１万担，并组织民力运往冀南、冀中。这一斗争，不仅使敌人的抢购计划落了空，而且巩固和扩大了冀南钞的流通范围。
发行冀南票，是党中央的决策。立三同志被委任兼冀南银行董事长，担起发行冀南票的任务。当时，晋冀鲁豫区伪币充斥市场，给敌人用伪钞从根据地收购粮棉，大量走私以可乘之机，如不急加整顿货币，将严重影响根据地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建设。立三同志以极端负责的精神抓紧工作，就在１９３９年１０月正式发行冀南票，作为冀南、太行区的本位币，并废除全部土票。有了本位币，敌人无法套取外汇，根据地内可以停止法币在市场流通，加之严格控制发行量不超过根据地人均３元的数目（以后增到人均１０元），金融趋于稳定，市场得到控制，打击了敌人，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是进行长期战争的需要。立三同志深刻领会中央的方针，高度自觉地贯彻落实。１９４０年９月，第一二九师后勤机构合并到八路军总部后勤机构，立三同志坚决支持，于１９４１年１月实施。立三同志遵循北方局和彭总的意图，精兵简政非常坚决、彻底。他陆续将供给部粮秣处移交给边区粮秣厅，又把供给部的政治部合并到后勤部政治部，还对各部门的机构进行调整和精减。如卫生部原设处科两级机构，机关最多时有２１０人，经过精减，撤销了科处两级机构，只编制１１人。
立三同志坚定的长远观念和忠心耿耿、脚踏实地的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对那些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好做表面文章，搞花架子的人的有力鞭笞。
（四）
立三同志的群众观念，更为人称道，有口皆碑。他处处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体谅群众疾苦，关心群众生活，绝不与民争利；在工作中相信群众，善于走群众路线。这使他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在中央苏区红军进行反“围剿”战役中，立三同志对伤员体贴入微，他要求兵站人员根据伤员不同的负伤部位，设计多种形式的担架，以减轻伤员痛苦，提高救护质量，赢得了指战员的称颂。周恩来同志亲自在《红星报》上撰文表扬。１９４３年，由于物价上涨速度快，军工工人生活水平下降，立三同志通过调查研究，确定以几种生活必需品作为工资的计算基础。这种改革，对稳定工人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
晋冀鲁豫根据地连续几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抗灾救民成了头等重要的任务。当时杨立三同志经过周密考虑后建议：灾区政府减免或少收粮款；成立救济委员会，严禁粮食出口和以粮造酒；停止支差，以工代赈，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兴修水利，搞运输、纺纱；动员军民打蝗抗灾，开荒补种晚秋作物；总部机关每人每天节约小米２两，并自给全年菜金及办公杂费，动员干部战士吃野菜、稀饭。此外还规定部队不准在驻地附近采集野菜和开荒，把方便留给群众，绝不与民争利。这些措施得到当地政府和广大军民的支持，不仅战胜了灾荒，渡过了难关，而且更加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
对立三同志的工作态度和能力党中央极为信任，在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６日的西柏坡后勤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就说过“我是后勤工作的总头，今后部队要现代化、机械化、正规化，后勤任务很重，‘两杨责无旁贷’，（两杨指杨立三、杨至诚）”。杨立三同志是我军后勤战线上的一位杰出领导者。他为党为人民屡建丰功，但从不居功自傲。在生活上，他对干部、战士关怀备至，体贴入微，而他自己却始终以高度原则性，严格自律：一是无功不受禄，受之为剥削；二是严格执行军队规定的标准制度，违之为违法。直到建国后，仍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过着俭朴清廉的生活。立三同志对待工作则是极端负责，几十年来一直是事必躬亲，埋头苦干，兢兢业业，忘我劳动，曾多次累病住院。其实，他是在长期忍受病痛，顽强工作。１９５４年春，他向同志表露心迹说：“我从头到脚都有病，但不管疾病怎样折磨我，有事情总是要做，我想趁能工作的时候多做一点才好。”这年７月，党中央安排他到莫斯科治病。治病期间，他仍惦念着工作，几次给机关同志写信谈论工作。就在他逝世的前一天早晨，当医生询问他的病情时，他的回答却是两句自勉自律的短语：“继续干，继续干！”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财产，但他却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后勤工作史料——二十多本工作日记。今天我们学习立三同志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传统，要为我军后勤保障有力，为我军现代化建设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