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世纪之交社会科学的繁荣——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分专家共话学术建设 [复制链接]

第10版(文化)
专栏：文化探访录

　　促进世纪之交社会科学的繁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分专家共话学术建设
本期探访专家汝信陆学艺单天伦何秉孟姜广辉江小涓韩俊翁杰明
本报记者杨武军
学人心态趋于平和，学界开始成熟起来
汝信（６４岁，副院长，教授）：从社科院来看，近几年学风在向好的方面转化。在８０年代的“文化热”期间，一些人追求“短平快”效益，追求“轰动效应”，显露出一种浮躁学风。很多研究没有太多的科学价值，昙花一现。现在深层次、高质量的研究在增加。与“下海热”时期相比，社会对学术的兴趣在上升。许多人甘于坐冷板凳做学问，还有的经商成功后又回到了社科院。前几年有十多个专业研究生没有人报考，现在这一现象已大为改观。
韩俊（３２岁，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在“下海热”中，学术界存在一种“彷徨心理”，很多人都在重新进行选择：有的选择了继续专心做学问，当“学者”；有的则投身于政策研究，当“谋士”；还有的投身商海，做“儒商”；有的人则是以上几项兼而为之，当“杂家”。虽然专心“做学问”的人数在减少，但应当看到，仍在踏踏实实地从事学术理论研究的学者们正在努力走向成熟：一是由前几年简单地照抄西方的理论转向努力创新根植于中国国情的理论；二是开始注重采用实证研究方法，重建“学术规范”的呼声越来越高。
翁杰明（３２岁，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生院党委副书记）：８０年代“文化热”期间，不少学人尽管发表言论的初衷是希望推动中国尽快实现现代化，但他们在立论时对西方与中国的情况都缺乏客观全面的审视，貌似联系实际事实上又脱离实际，呼唤民主却往往唯我独尊，强调全面有时又失之偏狭。９０年代初市场经济大潮初起，理论界在面向现实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但是不少人急于推动理论研究的商品化，往往将面向微观经济的商业性论证咨询活动视为理论研究的核心。这一阶段学人们比较务实但不免急功近利，学术领域的道德水准也有所下降。如今，随着整个社会逐步有序化，学人们的心态趋于平稳，理论界初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比较健康的学风。在学人们身上经常可以感受到理论研究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责任感，注重调查研究、客观全面地分析问题的科学意识，进行平等交流、探讨的学术民主气息，广泛汲取古今中外学术营养的宽阔襟怀，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的学术道德，依靠高质量成果去获取社会、经济效益的平稳心态。这一切目前体现得还不是很充分，但发展势头很好。
社会转型期更需要社会科学
单天伦（５９岁，人事教育局局长，研究员）：重视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这里说的科学当然应该包括社会科学。改革开放十几年，社会科学功不可没。仅举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几项研究成果为例。“文革”刚结束不久，首任院长胡乔木以《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为题，在国务院国务会议上作长篇发言，批评了长期以来不承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以为经济规律可以按照政治需要而改变的错误，对于打破人们长期的思想禁锢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过去，人民公社被树为“三面红旗”之一，认为“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对于“政社合一”的体制是否合理无人敢于问津。１９７８年１１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简报》刊发了《关于改革“政社合一”体制的建议》一文，次年部分学者又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论证了“包产到户”的巨大经济效益，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高度论证其合理性，为推动农村改革在理论上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１９８５年前后，深圳特区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人对建经济特区产生疑虑。当时的副院长刘国光等专家对深圳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进行系统调查研究，对深圳发展目标和具体步骤作了详细阐述，为深圳政府所采纳，对以后深圳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此后刘国光等专家还进行了深圳率先塑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研究、海南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研究报告对特区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陆学艺（６２岁，社会学所所长，研究员）：我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所涉及的不仅是自然科学的问题，社会科学问题也相当关键，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理论大大滞后于实践，实践就会有盲目性。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给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例如现代化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城乡关系？农村人口占总人口７０％多能不能叫现代化？国有企业如何搞活？社会保障问题如何解决？现在都还需要深入的探讨。但平常仍有一些人对社会科学不像对自然科学那样重视，自然科学学会有科协部门协调对外交流，社会科学就没有。
单天伦：对社会科学作用认识不足，可能不仅仅是偏见所致，还与人们对社会科学特点认识不够有关。如社会科学效益难以量化，社会科学的知识产权难以界定，社会科学发挥作用往往要有个折射过程或借助于某种载体等，如果对这些特殊性认识不清，就不容易看到社会科学幕后的“参谋”、“助手”作用。
姜广辉（４８岁，历史学所副研究员）：生产力概念包括人和工具两方面要素，人的要素包括人的思想、人际关系等。人文科学对人的要素影响是巨大的。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也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国家，历史学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起了很大作用。统一的文化形成民族凝聚力，凝聚力转化为生产力，因此人文科学的作用不可小看。西方一段时间科学主义一统天下，认为自然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事实上人的精神问题还是要靠人文科学解决。我们应该处理好科学与人文的协调关系。
需要更多实证，也需要更多理论
何秉孟（５２岁，科研局局长，编审）：“九五”期间要加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科学地解答今后５—１５年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难点、热点问题；要密切关注世纪之交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势，及时提出有见地的对策建议。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方法有所突破，要由以往的只重视范畴研究而忽视实证研究、只重视定性分析而忽视定量分析，转向范畴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比如我们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适当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但什么叫“适当”，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到多大比重才不至于动摇社会主义的“质”，以及当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到一定“度”后应采取什么对策等问题，离开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是不可能得出科学结论的。
江小涓（３７岁，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在实证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目前实证研究仍然是中国经济研究中最薄弱的部分之一。经济学家们能够使用的概念、范畴和分析工具不够用，要么是竞争，要么是计划；要么是市场组织，要么是企业组织，而中国目前的状况下中间形态和不规范形态才是经济活动的常态。因此现在需要进行有关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基本情况和过程的描述，案例分析等，这些基础性工作将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可信的事实基础。当然学术研究应寻求普遍性和规律性，但从总体上看由于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不宜较多采用理论演绎方法。
陆学艺：从社会学研究来看，目前已积累了大量实证材料，然而对这些材料的理论概括不够，大量一县一乡一村的材料并不能引出适用于整个农村的结论。鉴于这种情况，我们社会学所把１９９６年定为理论年，要求大家提高理论素养。
人才危机大为缓解，然而“绝学”信号并未完全解除
汝信：人才问题在社科院各学科极不平衡，在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一批年轻的研究人员崭露头角，已显示出较强的研究实力。但在史学、语言学等学科，青黄不接的问题仍很严重。有专家担心再不抓紧培养先秦史、古汉语等专业的接班人，这些学问在中国可能要成为“绝学”！
单天伦：人才成长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由于一些实际生活问题不能解决，院里有些优秀人才离开了社科院，院外一些优秀人才也难以调进来，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才的培养。近几年社科院多方面努力，在工资、住房、职称、特殊津贴、科研经费等方面向中青年人才倾斜。但总的说来，由于物质条件和经费的限制，措施不少，可力度不大，希望有关方面能多给予支持。（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