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于坚实的土地——社科学者在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中 [复制链接]

第5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植根于坚实的土地
——社科学者在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中
本报记者杨武军
１９９４年秋，当湖南省社科院的几名研究人员翻过山梁来到湖南桑植县的一个村，进行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的调研工作时，这里的人惊奇不已：这是他们中许多人自土改以来第二次见到省里来的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协调组织的这项大型调查，自１９８８年始，至今已先后调动全国社科院系统、党校系统及地方政府部门的３０００多名研究人员，他们的足迹布满全国１０９个县市的工厂、农舍。历经七载艰辛，成书７５卷，每卷四五十万言中大量是未曾有过的珍贵数据。人们为调查取得的大量成果而高兴，更为社科学者在这次调查中表现出的扎实学风而惊喜——他们从中看到中国社科学者大规模从象牙之塔走向现实生活。年过半百的刘文璞在商州一住一年多，终于弄清楚“中国农村是怎么运转的”。
１９９３年出版的百县市社会经济调查商州卷，主编是年过五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文璞。刘文璞以前从事哲学研究，那时思维多在概念、范畴构成的抽象王国里遨游。１９８８年深秋，刘文璞来到我国重点扶贫地区陕西商州进行基层组织的调查，在商州农村大部分时候只能吃面糊糊和只有盐没有油的面条，但刘文璞一住就是一年多。“这一年使我真真正正弄清楚了目前中国农村是怎么运转的。”刘文璞告诉记者。在商州期间，他形成了关于我国农村基层组织问题的几个重要观点。有两个村乡里派下的任务总完成不了，刘文璞跑去一看，一个村的会计到西安贩水果去了，已有３个月没有回来。另有一个村的一名村干部到外面做木工活已有半年。当时，农村基层组织薄弱问题已引起大家注意，但其中原因和解决对策众说纷纭。刘文璞从这两件事隐约感到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经过大量印证调查后，他指出，不同于人民公社时期，集体补贴保证了村干部相对较高的收入水平，现在在商州地区对村干部的补贴一般不到他们总收入的１０％，因此村干部不得不拿出相当多的精力从事自己的经济活动。刘文璞进一步调查后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办法是增加乡村干部兼职工作，减少补贴人数，以保证一支精干得力的基层干部队伍。刘文璞的这一观点令当时许多人耳目一新。
留法博士李培林一回到国内便在鲁西学会了生炉，同时也懂得了国内数据资料
的复杂性。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的李培林是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的博士。１９８８年秋天，３０出头的李培林从法国学成归来，来到社会学所报到，当他得知所里正承担百县市调查中山东陵县部分时，便主动要求来到这个鲁西的农业县。不久冬天来临，李培林与同事们住在几间平房里，取暖要靠自己生炉，他们几个人谁也不会，往往弄得满屋浓烟，呛得眼泪汪汪。但李培林这时正为调查几天的收获而欣喜。他看到两个村上报的人均收入都为９００元左右，但两个村农户的住宅、家庭的摆设大不一样。与农户一聊，原来一个村把柴草、鸡蛋之类副产品计入收入，而另一村并不计入。李培林立即感到以前的一些研究成果的基础在动摇，因为它们正是建立在这些上报材料上的。在陵县作了近一年的调查，李培林后来只写了两篇论文，文中所用数据都是他亲自参与采集而得。李培林放心地说，这两篇论文成本较高，但其价值可信。
陆学艺研究员感慨：自己对农村问题的一点发言权是从在陵县的三年蹲点得来
的。
著名农村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陆学艺是这项调查的组织者之一，他说，这几年自己对于农村问题的一点发言权主要是从自己在山东陵县三年蹲点调查得来的。８０年代头几年，我国农业连年丰收，社会对我国农业发展普遍持乐观态度。陆学艺从在陵县农家的所见所闻，却对我国农业发展产生了忧虑。１９８６年５月，他撰写了《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一文，指出当时农村已存在水利投入不足、支农政策减弱、工农产品价格差拉大等１０多个不利因素，警告我国农业潜伏着危机。此文立即引起了上下的激烈争论，也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不久邓小平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说：“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有位专家说，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减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至今，陆学艺搞农村问题研究养成了习惯，不在招待所听县长汇报，一定要到农户家中看看。
相当一段时间，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习惯于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方式，给人留下社会科学不食人间烟火，不管红尘俗事的印象，许多人为之悲叹。百县市调查中的３０００多名学者如刘文璞、李培林、陆学艺一样，深入实际，研究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其作风令人为之一振。根据百县市调查的珍贵资料进行的中国国情研究正在开展，一批批高质量的论文、专著正在陆续推出。社科界一位老前辈感慨，如果社科工作者发扬百县市调查中扎根实践的学风，中国社会科学在社会舞台大显身手的时代不会遥远。